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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调整视角下辽中南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摘 要]辽中南城市群面临“东北振兴”经济转轨与产业发展变迁的历史环境，对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协调存在巨幅波动影响，产业结构变动使得城市群内各个城市的经济功能发生改变，并且在不同时间段体?F不同的影响结果，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针对这一过程加以佐证。同时认为完善产业链建设，建立新形式的产业分工布局体系，提高城市群经济的协调能力，更有利于辽中南城市群长久稳定的发展。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关键词]辽中南城市群；经济协调；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8）01-0051-06 　　20世纪90年代集约化发展的“城市群经济”发展模式在全国推广。我国关于城市群研究重心多集中在城市群的地域特征、空间结构、要素禀赋以及演变路径。一种是基于宏观视角研究城市群区域发展模式下的运行机理。丁建军（2010）立足于全国多城市群的视角，探讨了城市群内部发展、多城市群合作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统一性，其中也点出了伴随这一过程的产业转移带来的产业升级及结构的转变[1]。对于区域经济协调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问题，李东光、郭凤城（2011）研究认为经济系统的协调性越强越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2]。另一种利用实证研究设定多种不同的指标对城市群的运行状况进行研究。颜银根（2017）证实城市群规划能够推进地区产业发展，带动地区经济增长[3]。戴永安（2010）在研究东北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动态关系时发现，东北经济发展的时间维度上“区域趋向协调而又偏离协调的过程”[4]。 　　针对辽中南城市群研究，不同学者运用不同的经济质量评价方法，如城市竞争力的测度（陈岗2013）[5]，程钰（2010）在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城市群内部产业结构与分工中就发现存在有产业同构，分工体系不完善的情况[6]。关伟（2014）利用改进的引力模型研究辽中南城市群内部的空间作用时，发现存在有一体化不足，中心型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产业结构矛盾问题依然存在[7]，杨洋（2016）在对环渤海地区的三大城市群进行研究时发现辽中南城市群“单核”发展模式逐步增强，中小城市面临发展不足的态势[8]。王彬燕（2015）在对比哈长城市群与辽中南城市群中，也发现了城市群系统内部核心与外围经济关系矛盾凸显，空间联系不足，缺乏合理梯度[9]。曾鹏（2016）在研究城市群的工业聚集程度时得出辽中南城市群的工业聚集水平在2003年迎来峰值，并且总体上的工业聚集水平是伴随振兴计划的扶持逐步趋强，但是以工业见长的辽中南城市群并未纳入工业发展的第一序列[10]。 　　辽中南城市群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驱动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其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不协调状况日益严重，伴随政策导向下的城市群内产业结构的转变，研究辽中南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对于破解东北经济难题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一、辽中南城市群经济发展协调程度 　　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衡量和量化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有以建立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生态等多个系统的指标体系进行研究，也有引入物理学的“耦合”量化方法，但是归根结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设定是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而不是全域范围内地方经济规模的趋同（陆铭2013）[11]，使区域经济系统中的经济逻辑概念化为数理关系，然而众多的城市群经济内部协调的研究多集中于通过建立一个区域体系内部复杂的经济系统，将区域内部的经济、社会、环境等细分的子系统与区域外界进行人为的分割开来，进行拆分性研究区域体系的内在逻辑。虽然伴随发展形态高度化的城市复杂体系的不断深入，城市群与外界边缘经济体的割裂状态有加深趋势，但是作为经济增长极的初衷并非形成地域式的割裂发展，而是要发挥增长极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和示范作用，在实现城市群增长极内部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逐步扩大城市群的经济功能范围，实现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扩散作用。区域经济的内部协调在于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关系而不是针对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质量的评述。区别于其他研究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方法，依靠与城市群内部的城市之间的经济依赖程度的高低，与经济差距大小的厘定，更符合城市群内部经济协调的要义。 　　本文采取覃成林（2013）[12]的计算方法，建立基于莫兰指数、变异系数以及利用平均赋值法生成的综合指标①，然而仅涉及城市群内部各地市的GDP增长率和人均GDP，意在着重表现选取城市群的协调发展的发展结果，落脚点在于区域经济差距的缩小，实现区域经济整体发展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首要目标。 　　协同指标在2001年-2015年表现出了巨幅的波动状况。在2008年以前实现了波动之后达到了城市群体系内部经济协调程度在选取年度中的峰值，然而在2010年-2012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