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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怎样做执剑人 　　执剑人，狭义指《三体》中地球文明对三体文明进行黑暗森林威慑的最终执行人，泛指带剑而行之人。如果没有刘慈欣的小说，提到执剑人，脑海中浮现而出的，一定是豪侠任性的李白或飞升竹林的侠士吧？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那么，为何要讨论执剑人？其一，愿终结单方面对圣母心的批判，综述科幻对人性的理解，用科幻定义人性。其二，对照跨领域的思想实验和心理实验，重新发现非褒义非贬义的人性，这一人类最后的堡垒。 　　一 　　悬于一发之剑，是否应该劈下？ 　　咪蒙，鸡汤的内核和吐槽的姿势，一举成名；诺贝尔哥，民科的典型和“无情”精英的受害者，受微博网友广泛支持。在这个灵光消逝的时代，圣母心、弱者、知识和思想都被摆在开架货架上，以供广大群众围观和吐槽。犬儒思想是最受欢迎的装备，尤其是穿了洒脱马甲的煽情。 　　然而，无名的戾气和无处排解的焦躁，对提高辨别真假的能力并无助益，反而降低了思维的复杂度。泛滥的情感一潮一潮地涌来，思维的惰性状态得以保鲜。 　　正因为这样，表态支持罗辑还是程心是没有意义的。真正的问题在于―面对两败的局面，人类应该如何作出更好的决策？正误并不等同于善恶，利益最大化更不能导出善。 　　在哈佛公开课《公正》中，桑德尔以电车难题的本格和变体形式开启了一场脑力风暴： 　　一、如果失控电车的轨道尽头有五个工人，是否应该切换轨道让电车撞上另一个轨道上的一个人？ 　　二、同样的情况，如果这时你在天桥上，身边有个体重达标的胖子，是否应该把他扔下去阻断电车的运行？ 　　大多数人支持切换轨道，但不愿意扔胖子，并很难用理性解释自己的动机。用一条命抵五条命，这个交易值吗？一样要“杀”人，方法重要吗？同理，在《三体》的语境中，发送地球坐标和三体同归于尽，相比反抗一个比较熟悉的星球生物，真的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吗？至少从功利的角度讲，自杀只能毁灭更多的生命，无论是人类还是三体人。 　　幸运的是，选项不止两个。电车难题，除了选五条命和一条命之外，还可以选择纯粹的“不作为”，而这更符合我们对良心的理解。因为我们从本能上觉得―以“条”来计算生命和以“质”来选择生命一样，都是不尊重生命的行为。 　　在这个层面上，理性是失效的，经济人的假设是失败的。除非你选择信仰功利主义。 　　新版《神秘博士》的绝对主线是：在母星和没有母星的宇宙中，博士选择了后者，并从此背负着毁灭自己星球的重担。虽然这在理性层面并无过错，但杀人毕竟是杀人，家乡永远是家乡。在往后的漫长岁月中，他完全停不下来地在星球之间穿梭，试图遗忘和拯救。 　　二 　　颠覆性的人类叙事，差不多是科幻的标配。 　　恢复出厂设置，构造更加极端的场景，把科幻变成一场控制变量的实验，这是思想实验的范畴。美国科幻学家托马斯?斯克缇亚在《作为思想实验的科幻小说》中写道：“游戏规则就是那么简单。作者可能会假定时间旅行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进行，或者具有某些特征的反重力已被发明，或者既定的社会潮流将会持续。” 　　科幻作品一旦达到社会潮流层次的思考，立即会被归类为正统文学，即使这类作品实质上是最优秀的科幻。回想自己最早读到的科幻故事，除了凡尔纳的儿童文学，就是位居正统文学神坛之上的反乌托邦三部曲了。以《美丽新世界》为例，赫胥黎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人们很幸福，代价是娱乐至死、基因控制和心理驯化。这样的美丽新世界虽无立即兑现之殆，却会提醒人类反思自身。奥威尔的段子如是说，我写《1984》是为了警示世人，不是操作说明。 　　你看，从来没有臣子和君王说寓言和历史故事，就是为了讲“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大多数科幻作品都想和世间所有的读者聊一聊我们和科技如何和谐相处。少部分科幻作品想和正常的人类谈谈什么是正常，让莫名其妙的偏见和一本正经的规矩成为无源之水。更少部分的科幻作品会把自己打造成老少咸宜的童话故事，教人做个更好的人。 　　另外，科幻和魔幻玄幻一样，都有陷入谜之怪力乱神中的风险。大场面的太空歌剧，气势恢宏，跌宕起伏，正邪分明，完全可以单凭脑洞击退只看纪录片的外星人朋友。一向不待见《星球大战》，以为天空上的星转斗移，映在一汪池水中全成波澜不惊。 　　三 　　每个思想实验的背后，都有操作者的基本假设，无论是人文还是科学领域。 　　爱因斯坦提出双生子佯谬，表现光速运动中时间的流逝；薛定谔提出薛定谔的猫，突出量子力学之突破人类认知；伽利略把轻球和重球绑在一起扔下比萨斜塔，反驳重的降落比轻的快的理论；一艘陆陆续续换了所有木板的船还是原来的船，重要的是结构而不是完全一致。LIGO项目成功之际，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在发给全校师生的公开信中如是写道：“一种广阔的人类意识，可以形成一个超越当时实验能力的概念，而他的后人用了一百年，发明工具，证明了其有效性。” 　　而科幻作家有的是不必为可能性负责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