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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道上谕谈乾隆治贪 　　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两淮预提盐引案，是涉及两淮盐政、盐运使和盐商没有将预提盐引上缴国库的重大案件，史学界广泛将其认定为特大经济贪污案，亦是乾隆朝三大案件之一。该案是两淮盐官与盐商相互勾结贪污的产物，揭露出乾隆中期盐务腐败、贿赂成风的社会现象。本文从案件办理过程中乾隆颁发的一道上谕着手，考察其中言辞，联系其他相关历史档案，谈谈乾隆如何治贪。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乾隆三十三年（1768），盐政尤拔世因“索贿未遂”奏称“上年普福奏请预提戊子纲引，仍另各商每引缴银三两以备公用，共缴贮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有零，普福任内所办玉器古玩等项共动支过银八万五千余两，其余现存十九万余两请交内府查收”。[1]乾隆看到此奏折，顿生疑惑，此项银两该盐政等何以历来并未奏明，私自动用甚可骇异，因令军机大臣检查户部档案，并无造报该项用数文册可稽，显有蒙混不清、私行侵蚀情敝，且若以每引三两计算，二十年来银数应有千万余两。乾隆观此事不可小觑，速令江苏巡抚彰宝密速前赴扬州会同盐政尤拔世详悉清查，[2]开启了史上有名的两淮盐引案的序幕。 　　所谓“提引”，嘉庆《两淮盐法治》有所解释：提纲即提引，而微有不同，旧志所载，提纲系乙卯提纲，奋分年带运等案，仍系带运以前未销之引。提纲系提下纲以行前纲，提引系提后纲以益现引，提纲之故在销之滞，提引之故在销之畅。[3]因当年正盐无法销售，又没有多余的盐引可提用，所以才提次年纲以补当年不足，就是提引。 　　本文所探讨的上谕是乾隆在彰宝奏报两淮盐引案大端情形已定折后颁发的谕旨，由笔者摘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清高宗实录》卷八百十五（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下）。[4]从清代谕旨的种类上看，该谕旨属于“寄信谕旨”，又称“廷寄”，出自“内廷”，不交于内阁宣示，直接寄信发往诸省。该谕旨用白纸折，以墨笔楷书文，每副6行，每行17字，谕旨正文结束，以“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作结。结合相关历史档案，如《乾隆朝上谕档》《清高宗实录》《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笔者发现两淮盐引案自彰宝六月十四日到扬州着手调查，历时约四个月，《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中与该案相关的奏折共二十余道，而乾隆三十三年（1768）六月二十五日及次日连下八道谕旨，七月发布上谕已达十三道，可谓高度重视。自该案调查伊始，乾隆便全程监督，详悉审批奏折关注调查进展，及时发布谕旨给予指导意见，睿鉴善推，重视法治，轻重有别，其意见多次对案情进展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使得案情审理张弛有度，有条不紊。 　　一、睿鉴善推张弛有度 　　（一）巧推明判不囿回奏 　　彰宝在七月十四日奏报的会办盐引案大端情形已定折中称：查办普福家产时所存无几，且称“臣等细加查察，尚无留寄商人生息余利”且“严饬道府再行究诘后仍无首出”，认为该商等似不敢欺瞒，历任盐政除了已查出的家产应该别无留寄。而乾隆斥之“朕实所不信”。乾隆作此推断，不无道理，其因有三。 　　以矛盾为由。乾隆作此推断先是基于以普福与高恒相较得出的两点矛盾。乾隆上谕中说道“伊用度远不及高恒，且以每年所得养廉，计之为数亦复不少，何至其家竟空诸所有”，并称“高恒任内屡次收受银两至有二十一余万之多，普福三任两淮盐政办过提引之事前后共有五次，且所提之丁亥纲即有买办玉器六万余两，何以前数次提纲肯将余利尽归商众竟无丝毫染指，实为理之不可信”。[5]由此可以看出乾隆从高恒、普福同为盐政出发，根据两点矛盾推断普福隐匿家财，其一是高恒、普福同为盐政，且普福用度不及高恒，即便是养廉之数也不应少，其家不应空诸所有；其二，普福任内办过提引之事共五次，查出丁亥纲即有买办玉器六万余两，前数次竟毫无染指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从而推断普福“隐匿家财”。 　　以先例为鉴。“至卢见曾杨重英名下查出隐寄累累，即指各商不敢他有隐瞒之证尤为舛谬，卢见曾一案由东省据供交查，杨重英一案由该旗奏闻饬办，该商等知其无从抵赖，不敢不据实承认，并非伊等先期自行首报也”。两淮盐引案发后，乾隆以“原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于提引案内通同作弊”为由，传谕富尼汗即行查抄卢见曾家产并遴委东昌知府（东省）押解其赴江审讯。而杨重英由运判监制同知升职为扬州府知府，在任多年，也有通同舞弊之嫌，由正白旗汉军都统（该旗）负责调查。后查出二人名下皆隐寄累累，即将多数财产寄放在他人之处以求遁隐。[6]而二人隐寄财产的查出是经过东省和该旗严密查访，确定“其中必有隐匿寄顿之弊”，遂严行出示“招人首告免其治罪”，才有人自首交出代寄财产的，且所交资产为数不少。故而乾隆认为该商知其无从抵赖不得不据实承认而非自行首报，因此认为彰宝所称“该商不敢他有隐瞒”实属“舛谬”，不应轻信，推断普福大有“隐匿家财之弊”。 　　以情理为辅。“彼与各商交结甚久，岂有不托商家代为封殖，而其今年调任之后，心存疑畏，又岂能不向两淮巧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