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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新闻业职业化历程从我国新闻业职业化历程 　　从辛亥革命后我国新闻业出现职业化萌芽，到目前新闻业面对“去职业化”危险，我国新闻业的职业化道路可谓曲折反复。在此过程中，与新闻传播息息相关的采访权的性质和主体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职业权利与政治权利兼有的以公民为主体，到带有公权力性质的无产阶级新闻从业者为主体，又到官方授权认可的新闻从业者为主体，再到公民新闻冲击下采访权主体事实上的扩大化，采访权主体范围经历了扩大―缩小―扩大的历程。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新闻业 职业化 采访权 　　G212 A 1003-6687（2014）12-0048-04 　　职业和工作并不是一个对等的概念，西方社会学家更倾向于工作是职业的初级阶段。工作（occupation）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成为职业（profession）。而工作向职业的转化，就是职业化的过程。LARSON MS认为职业须具备三个指标：一是从事这个职业的成员拥有经过专门训练达成的知识和技能，即专业的认知维度；二是这个职业具有服务取向，能够以公众利益为诉求建立起一套自身的伦理规范，即专业的规范维度；三是与一般的职业相比，作为专业的职业往往还应拥有充分自主性，也就是自我管制的特权，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特定的声誉，即专业的评价维度。[1] 　　就以上标准而言，从辛亥革命后新闻职业化拉开序幕，到目前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去职业化”的挑战，我国新闻业的职业化之路异常曲折。而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采访权作为一种习惯性权利，在复杂反复的职业化过程中是如何演变的，其主体在不同的阶段发生了哪些变化，值得考察。 　　一、肇始时期（1911年―20世纪40年代）：职业权利与政治权利兼有的采访权 　　据邓绍根考证，黄遵宪 1887年完成、1895年公开出版的《日本国志》四十卷其中卷三十六“礼俗志三”中记载“东酬西酢，甲询乙谘，巡檐倚柱，若有所思，新闻馆记者也”。这是目前史籍中所见的关于近代中国“记者”一词的最早记载。[2] 　　“记者”这一称谓出现表明人们已对记者职业特征有了初步的认识。但从当时的新闻实践来看，报人并不具备职业意识。以王韬、康有为为代表的早期革命家、政治家兼报人更加强调政论，对他们而言，办报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政治理想，“达民隐”“开民智”“通民情”等才是新闻事业的主要目的。 　　而在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一批崇尚民主自由、担当社会道义的报人开始致力于发展独立于政党之外的新闻事业，新闻业的职业化序幕就此拉开。黄远生留学日本后提出“叙述一事，贵能恰如其分，调查研究，须有种种素养”，[3]并提出了记者“四能”说，以贯彻客观、真实、公正、全面的新闻报道原则。[4]记者的职业化意识开始萌芽。而其他出国留学或考察过的邵飘萍、徐宝璜等人也深受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响，将新闻从政治学中剥离出来。黄旦在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论著时认为，“当时新闻思想发展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报馆的职业组织的地位得以确认，并从学术上对报业职业化有了初步的描述和简析”。[5]此外，1921年成立了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有学者认为这种职业团体的建立及其对职业地位和行业发展的追求是新闻职业化的具体表征。[6] 　　这一阶段，唯一具有律令性质的《暂行报律》并没有对采访权进行规定，且由于其伤害言论自由而遭到报人共同抵制。因此，只能从当时几位报人的新闻思想这一角度去考察采访权相关问题。 　　黄远生在记者“四能说”中的“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7]此两点涉及采访的要求，“能想”和“能走”应是记者的必备素质，也是对记者的专业化要求。邵飘萍则认为新闻业是超然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第三种社会因素，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8]同时他提出“记者品性第一要素说”和“记者独特之智能说”，[9]将记者这一职业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意识具体化。有学者评价：“记者品性中的一切中国和西方道德精神传统内容，都只具有为独立的新闻采访而存在的意义。”[10]从侧面可反映出，在当时只有专业新闻工作者才拥有采访权。徐宝璜认为“以真正之新闻供给社会，乃新闻纸之重要职务，亦与社会有极大关系”，[11]同时在组织方面提到了“新闻社社员之养成”，[12]可见徐宝璜认为新闻工作是一项职业行为，而作为其职业行为之基础的采访权主体，自然也就是其所言的“新闻社社员”。任白涛认为优秀的报纸须拥有优秀的记者，“新闻记者，社会各种职业中最有权威者也，非博学多识，必不能胜任而快愉”。[1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自序道：“以记者为职业，在我国有时实较他国为难。盖社会上未认识记者之地位如何尊严，军政界中人为尤甚；而就记者自身而言，亦多不明?t其责任之所在，而思有以引起人之尊重者。欲除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