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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现当代藏族史学研究看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 　　少数民族史学史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一直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早在1986年就指出，“史学史的工作，是一个很艰巨的科学工作。单就中国史学史来说，汉文史书浩如烟海，整理出来一条发展的线索，已经很不容易。国内的兄弟民族，如蒙古、维吾尔、藏族、傣族、白族等，也都有他们的史学。现在我们知道的还很少。把中国史学史写成一部多民族的中国史学史，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他还认为，“不写兄弟民族的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就不算完整”。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白先生的论断很有前瞻性。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虽然在某些领域已经获得较为突出的进步，但整体上仍然属于一项艰巨而长期的科学工作。下面，我主要就藏族史学以及藏族史学史方面的研究及其成就做简略的总结，同时根据藏族史学的研究状况，就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谈一点浅见。 　　藏族史学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56个民族中，藏文历史文献的数量仅次于汉文历史文献。藏族史学产生的时间不晚于9世纪，在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的吐蕃文献中，就有当时吐蕃官方编定的历史著作。从这些文书看，当时的吐蕃史学家已经建立了一套史书的编撰原则和方法，而且还有特别的史学观念作指导。从吐蕃王朝开始后的一千多年，藏族史学经过长期不断的积累，发展出独具风格的史学学术体系，这个体系既有相关的理论，同时还具备一整套撰述历史的实践手段，且世代沿袭，成为传统。 　　对于藏文历史文献及藏族史学的研究，历代藏族学者都曾进行过理论探讨，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并没有进行充分的反思和总结。在我国，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藏族史学的研究，最先是从文献和史料的抢救、出版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政府对于民族史以及民族史学比较重视，有关民族历史文献的搜集、发掘、抢救、保护、整理和出版很早就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经过各方努力，藏族古籍和历史档案得到较为全面的保护和抢救。据初步统计，现在经过搜集并得到确认的古代藏文历史著作约有2100多种；到目前为止，经抢救整理出版的藏文古籍至少已有500多种，是藏文史籍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其中诸如《娘若教法源流》、《第吾宗教源流》、《第吾史记》、《汉藏史集》、《奈巴班智达教法史》、《安多政教史》等都属于孤本或濒临失散的本子，而像《苯教源流》一类几乎绝版的书籍也被整理出版，这些工作不但是保留民族文化遗产的一大功绩，也为更多的人投身藏学研究打下了基础。藏族史学研究，伴同藏文文献和史料的不断发现而得到较为全面的展开。总体看，现当代我国藏族史学研究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在注重传统史学理论的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历史研究的新思潮、新方法被广泛用于历史写作和研究中，产生了众多论著。历史研究具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目的，即历史为现实服务、使学术研究发挥其在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中的特殊作用。 　　半个世纪以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藏族历史的成果较为丰硕，其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研究西藏历史的第一部藏文著作即东嘎，洛桑赤列教授的《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是对藏区长期存在的政教合一制度进行深入研究的开创性成果。其后，汇聚国内藏学名家、历经多年努力完成的《藏族简史》于1985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对国内的藏学研究发挥了相当广泛的影响。1989年，由西藏社会科学院恰白，次旦平措主编及诺章?吾坚、平措次仁参加编写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藏文版正式由西藏古籍出版社出版，被认为是当代藏学的突出成果。类似这种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还有王辅仁、索文清编著的《藏族史要》(1980)、《西藏佛教史略》(1981)、黄奋生编著的《藏族史略》(1985)、王森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1987)、陈庆英和丁守璞主编的《蒙藏关系史大系》系列丛书(1998、2001)、陈庆英和高淑芬主编的《西藏通史》(2003)等等。 　　第二，在经历了长期的学术发展后，藏文已不再是藏族史学的唯一表述文字，在国内，藏文、汉文成为史学(包括整个藏学)的主流语言，国外则还有英文、意大利文、日文、法文、德文等其他文字，这都有利于开展更广泛的、多民族的学术交流。 　　藏学包括藏族史学的学术研究，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基本都是藏族学者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研究和写作，但这种局面在近现代随着新藏学的兴起，并成为一门“显学”而发生改变，汉语文的论著越来越多。藏学和西藏历史研究使用非藏语，对于带动藏学进行广泛的交流、促进更多的人加入藏学和藏史学的研究队伍是有很大益处的。当然，从阅读群体来说，运用汉语文写作的藏学论著会赢得更大范围的学术回应，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像历史、宗教、文学、哲学等比较深层的意识形态的研究，运用藏语文也非常重要，毕竟一个民族语言中的一些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