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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声誉治理会计诚信披露研究 　　就我国资本市场而言，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低，违规信息披露、盈余管理等十分普遍，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一直备受关注。已有研究主要聚焦公司主体，围绕财务特征、公司治理和公司特质三个方面分析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其中，财务特征研究的是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因素，包括获利能力、杠杆比率和审计意见等，如陈信元和童大龙（2005）认为，偿债能力和获利能力会显著影响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策略；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较为成熟，可归纳为产权结构、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以及管理层激励等四个方面；另外，企业特质的研究也不断出现，如于团叶（2013）的实证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行业特征与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呈显著相关。可以发现，国内关于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以披露方公司为焦点，而从信息披露外在制度环境规制角度的研究较少。会计信息披露是否有效运转，一方面依靠披露人自发驱动，另一方面也依赖相关部门监管约束及市场环境中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制衡，但融合多方的系统研究很少。如何将诸多利益相关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成为关键，因此，笔者以强调利益相关者信息传递的声誉机制为视角，探讨当下制度安排中公司行为动机、外部监督、投资人选择行为等如何通过声誉机制博弈影响会计信息披露的有效性。 　　一、声誉视角分析的契合 　　（一）非诚信披露的公共制度空间存在 政府的职责在于制定一套合理的制度安排，从而约束行为主体，使其合规操作并确保信用市场的有效性。而目前我国相关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规范不健全，如雷光勇等（2005）在分析盈余管理时就提出，会计制度安排的“双轨制”运行作为协调利益冲突的现实选择，滋生了不规范披露的制度公共区域。由于诉诸法律的监督机制前提是企业不诚信披露的违约行为能被证实，但事实上，企业会计披露行为是借助对企业的信息优势而进行的隐蔽行为，依靠正式制度进行监控很难，也就是说，在难以明确会计披露事前标准情况下，会计非诚信披露难以被证实，因此诚信披露需要更有效率的方法。 　　（二）声誉机制的分析优势 目前，尚没有将各方角色置于一个系统开展有效分析的工具。而声誉机制强调利益相关方参与构成的声誉网络，其以信息为载体，基于信号传导理论，与注重信息传递的会计信息披露研究非常契合。李朝霞等（2008）的研究发现，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声誉监督机制无论对外部投资人的风险提示、还是对公司内部经营者的约束方面均有一定作用。张宗新等（2007）构造了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信号传递”和“声誉投资”模型，基于理论推理和实证分析，得出信息披露程度与公司价值呈显著正相关。而会计信息非诚信披露公共制度空间的存在，意味着在法律等正式制度低效的情况下，声誉机制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其优势在于：（1）多主体参与的广泛性，Kreps和Wilson （1982）较早论证了声誉机制的广泛性，认为其能提高市场运作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在多主体参与的资本市场中，声誉以信息流的形式不断向外扩散，受众作为网络中的传播节点，其越多，所支撑起的声誉网络扩张程度也越厉害。（2）循环积累动态效应。声誉是动态而非静态，其一旦形成便进入重复博弈流程，在不同受众尤其是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交换、传播，随着时间推进声誉不断修正，或负向、或正向。在会计披露活动中，声誉机制参与可导致的直接结果则是，循环累积的声誉负效应可向公司经营者施加压力，抑制其非诚信披露，而声誉正效应则能激励经营者诚信披露。 　　二、基于声誉机制的会计诚信披露系统分析框架 　　（一）会计信息非诚信披露的利益相关者参与 会计诚信披露涉及主体较多，它是在特定制度背景下，公司、外部审计方、投资者基于各自收益成本的彼此制衡。而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的声誉机制，可以链接多方关联，解释制度安排、审计监管方、投资者等共同对经营者诚信披露的作用。 　　（1）公司的利益驱动――有限理性和不完全契约。多数情况下，上市公司管理层作为公司的直接代言人，其违规信息披露等不规范行为是在公司决策层授意下作出，因此将上市公司和管理层作为共同体分析是合理的。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可从该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和契约的不完全性来分析非诚信披露。有限理性是行为人会计非诚信披露的起点，基于不确定性的风险决策模式和前景理论思想的指导，公司管理人员敢于冒险操纵，常有信息造假和违规等行为。此外，由于契约不完全，管理者是否诚信披露，诚信披露的程度如何很难通过契约界定，这部分责任也就无从追究。鉴于有限理性、不对称信息等客观事实，企业诚信披露存在诸多隐性操作空间。 　　（2）外部监督制约不力――“准租金”的诱惑。公司会计信息的供给链较长，一般还涉及外部监督。外部监督不仅包括外部审计，也包括来自媒体、政府监管、社会公众的力量。由于外部审计力量构成了直接监督，且制约力量最为强大，因此笔者主要分析外部审计机构的监督。许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