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承包法改中农民朴素公平观及其制度回应.docVIP

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中农民朴素公平观及其制度回应 　　摘要：我国农民朴素公平观包含生存第一、权责统一和多数人决等基本内涵。全国7县84村田野调查发现，农村土地承包法律与农民朴素公平观存有背离现象：“生不增，死不减”导致部分集体成员的生存无法保障；权责不统一，发包方与承包方的权利义务存在失衡现象；多数人决困局，即涉及土地承包事宜存在有事不能议、议而不能决、决而不能行的问题。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中：应尊重农民“生存第一”的要求，坚持土地均分原则并稳定农户承包权；坚持权责统一原则，实现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对等；赋予集体成员多数人决的正当性和可执行性。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土地承包法；朴素公平观；权利义务对等；农村调查 　　中图分类号：D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5-0068-09 　　2003年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面临“大修”，修改的主旨是按照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诸多决策转化为法律规范，但学界过多关注于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这一经济理论如何在法律上得以表达，法学界对此存有巨大争议[1]。其实，《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需要关注的问题并不仅仅限于“三权分置”问题，“二轮”承包以来，农村的社情和民意均发生了重大改变，《农村土地承包法》如何因应此种变化，做出全方位制度层面的回应，才是本次修改的重点。对于民意的探求是《农村土地承包法》“大修”的基础和前提。据此，2015年7-8月间，针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问题，中国农地法律制度研究中心团队对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驻马店市泌阳县、开封市杞县）、山东省（滕州市、青岛市平度市、济南市平阴县）、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和阿城区、大庆市林甸县、齐齐哈尔市克山县）、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市、宁波市浦江县、金华市余姚市）、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毕节市金沙县、遵义县）、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宜昌市枝江县、荆门市沙洋县）、广东省（江门市、韶关市、汕头市）等7省，每省3县6乡12村72户，共504户进行入户调研和深度访谈。深度访谈主要针对以下四个问题，即：您对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中最满意的方面是什么，为什么？您对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中最不满意的方面是什么，为什么？你觉得耕地承包期应为多少年（15年、30年、50年、70年）的主要理由是什么？您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评价（合理或不合理）及理由是什么？下文所引用的数据便是以84个村调研所回收的504份问卷为基础素材综合分析后得到的（下文简称“84村调研”）。对于样本的选取，从全国范围来看，基本覆盖了传统的农业大省，如河南省、山东省、黑龙江省和湖北省，也考虑到沿海地区和贫苦地区农村的特殊情况，因此，选择了浙江省、广东省和贵州省。在同一省内，对于县市的选择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但总体原则是既考虑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也考虑到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对于乡村调研样本的选择并不追求绝对的代表性，更追求能够获取大数据。2015年7月底至8月初，笔者在河南信阳平桥区郝堂村、何寨村、双桥村、七桥村，驻马店泌阳县肖庄村、柳河村、驿城区西高庄村、单高楼村，开封杞县吴起城村、许岗村、郭西村、李兴集村，共计4县（区）12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每村受访农户为6户，合计72户。笔者结合亲自调研的河南省深度访谈情况，进行初步的阐释与解读，希翼能为理解《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中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案例[2]，使精英阶层能够真正的“倾听底层”，跨越我国法学理论与农村实践之间的鸿沟。 　　一、朴素农民公平观的内涵与机理 　　在84个村调研中笔者发现，受访农民对于农村土地承包制度运作的主流性、主导性意见和意向可表述为“朴素公平观”。“公平”一词在经济学界广泛适用，本文所谓的“公平观”是在地方性知识中地方性思想观念体系意义上提出的。“地方性知识”这个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提出，他认为法律是一种具有地方性意义的技艺，它的运作凭靠的乃是地方性知识[3]。由于地方性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和运用，因此，对知识的考察更需强调形成知识的独特的、具体的情境。简言之，地方性知识包含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以所在社区为中心的地方性规则与制度体系，也被称为“地方性规范”；其二，以所在社区为中心的地方性思想观念体系：如生命观和民间公平观等。其三，以所在社区为中心的地方性生活体系：如方言、习俗与饮食等体系[4]。地方性规范的核心不在于其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而在于一个地方的人们关于正确与错误评价标准的共享水平。在法律多元论者眼中，地方性规范就是“民间法”，法律是对社会关系确认、抽象和概括的表现和产物，但其生成与发展依赖于特定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