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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生产环节中农户外包行为分析 　　摘要：依据2014年对黑龙江和湖南省这两个水稻主要生产省的7个地级市的75个行政村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水稻生产外包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户主对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主要在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而农户家庭收入对其外包的影响则主要在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水稻生产环节外包价格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显著为负；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显著为负；农村村落的专业化服务队组织对农户水稻生产环节外包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主要在农田整理环节；农村的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水稻种植不同生产环节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性。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水稻生产；服务外包；农业生产率；生产环节 　　中图分类号：F325.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3-0125-05 　　引言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时期。对于农业而言，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农业水土资源紧缺，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土地规模经营难以推行，传统生产方式难以改变。随着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应增加，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规模经济的发挥。而从本质上来讲，这两个问题是殊途同归的，在于农村生产率或规模经济的提升。目前，我国对农业规模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经营流转方面，较少文献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角度考察，后者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提供者而言，是一种生产环节上的规模经济。这对于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将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对于农产品生产环节外包决策，国外的研究相对较早。Kruseman.G模拟了农户农产品种植和技术选择决策时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组合，研究发现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可以实现农业规模经济[1]。Gillespie 等人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新近，我国国内也开始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进行了研究[2]。王志刚等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本质和现状，并基于全国8省24个县（市、区）2 381户不同规模稻农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3]。蔡荣、蔡书凯利用安徽省水稻主产区农户调查数据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4]。江雪萍基于“技术进步―产权细分―环节外包”的分析框架，对农户农业生产环节的可外包程度进行实证测度[5]。也有学者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效率进行了考察[6]，如胡宜挺等。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需求研究中[7]，而对于需求影响因素的研究则更多集中于户主特征，较少研究从生产外包价格进行考察。而对于农村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而言，目前的服务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并且政府对外包服务商的经济补贴现象较普遍。这意味着，在分析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时，需要考察外包价格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利用2014年对黑龙江和湖南省这两个水稻主要生产省的7个地级市的75个行政村的调查数据，对影响农村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一、理论假设、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解放出来，从农业生产活动转移到工业或服务业生产。识别出农村土地生产环节外包的内在机理，对于现代化农业生产的推进是至关重要的。而农户是否将水稻生产环节外包，受到农户的水稻生产偏好、水稻生产外包服务价格、消费者收入水平、要素充裕程度、替代商品的价格等影响。 　　（一）理论假说 　　本文提出了以下假说：水稻生产环节外包受到农户偏好、水稻生产外包服务价格、家庭收入水平、要素充裕程度以及替代产品价格的影响。同时，根据替代要素的差异，水稻生产中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生产环节受到农村家庭劳动力数量、价格以及机会成本的影响较大；而技术密集型的水稻生产环节，则受到地区水稻专业化生产商的专业化程度的影响较大。 　　为了验证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村水稻生产外包到底受到哪种因素的影响，以及不同要素替代差异下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与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下的影响差异，本项目将利用2014年对黑龙江和湖南省这两个水稻主产省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二）数据来源 　　为了实证检验上述假说，本课题组于2014年310月对这两个水稻主要生产省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时间选择方面，本文问卷调查时间跨度涵括春耕、夏种和秋收这三个典型的农忙时节；包括了单、双季水稻生产季节，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在问卷调查样本方面，采取了分层抽样调查的方式，从这两个省份中抽取了7个地级市的75个行政村进行调查，共收到问卷502份，其中有效农户问卷457份，占91.04%。对于样本农户，我们选取的标准为：水稻种植是该农户家庭中粮食生产的主要方式。此外，为了考察村落这一外部环境对村庄内的居民的影响，也即存在村落的固定效应，课题组也对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