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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产生原因及政府相应自身建设 　　摘要：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使农民利益诉求不能有效表达、传递与反馈，产生了非正常上访、群体性抗争以及关系网络表达等非制度化行为。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不仅危及农民根本利益的维护、实现与增进，也威胁到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政府重在民主，民主化管理有利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正当行使、防止政府公务人员的专横武断、提高政府机关的权威，引导与规范农民利益表达行为，使农民依法、理性表达合理诉求。 　　关键词：农民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 政府自身建设 　　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打破了我国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在给我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使得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农民由于自身掌握资源的匮乏，加之生产方式封闭、集体行动困难，知识文化素养较低，使其利益要求得不到有效表达、传递与反馈，由此产生了非正常上访、群体性抗争以及关系网络表达等非制度化行为。这些不仅将影响我国农村的改革和稳定，更影响着社会整体的和谐健康发展。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引导农民群众依法理性表达合理诉求”作为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转型期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缘何发生，如何有效减少或防止这些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对于维护、实现和增进农民利益，促进农村改革与发展，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主要表现形式 　　转型期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主要形式有以下几种。 　　第一，非正常信访。非正常信访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的一切信访行为。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在收入、健康与教育机会、享受现代生活等方面收到不公正对待，为了改变不利地位，维护、实现和增进自身利益，通常以非正常信访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利益诉求，较为常见的有集体信访与越级上访两种。一是集体信访。集体信访是指5名以上的上访者聚集在一起，为了同一信访目的，有领导、有组织地集体到信访部门或领导机关反映问题，要求给予解决的一种行为。二是越级上访。越级上访是指上访人未向本地党政部门、本单位组织提出申诉，直接到上级机关申诉的行为。越级是指既可直接越过县、市，也可直接越过省，甚至直接到北京上访。 　　第二，群体性抗争。群体性抗争参与人数较多，方式较为激进，波及与示范效应较大，破坏力较强。群体性抗争不仅包括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对抗、村民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紧张，也包括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矛盾冲突。 　　第三，关系网络表达。关系网络表达是在突破程序性规定条件下进行的非制度化表达，是单一个体农民的主动行为，是借助于关系网络，利用人情影响而进行的表达。首先，初级关系网络表达。在亲属、血缘关系的影响下，一些农民需要进行利益表达时首先思考的不是选择哪条制度化的渠道，或以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而是思考有哪些亲属或具有血缘关系的人对于自己利益的实现有帮助，希望通过亲属等关系网络影响利益表达客体，以维护、实现和增进自身的利益。其次，次级关系网络表达。当有的农民在初级关系网络表达失败或没有可以有效利用的初级关系网络进行表达时，便会想到运用次级关系网络进行表达，主要思考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老乡、同学、师生或战友，通过他们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维护、实现和增进自己的利益。 　　二、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产生原因 　　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一些利益表达客体对农民利益的漠视及外部环境等因素，诱发了转型期中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产生。 　　第一，诱发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渠道因素。利益表达渠道是否畅通关系到农民利益表达是否能完成及完成的情况如何。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影响农民利益要求的有效表达、传递与反馈，引发了非制度化利益表达。首先，信访制度作用有限。信访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也是我国人民群众反映利益要求的一种重要渠道。但在社会转型时期，信访利益表达渠道的间接性、信访运行中的政绩观错位、信访协调性缺失以及信访执行权力的缺位使一些农民不能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从而引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其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尚不完善。由于农民代表数量不足、代表提名制度欠合理、代表与农民联系管道缺失以及农民代表自身素质较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人民代表大会未能有效地发挥其理论上作为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作用。最后，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利益表达功能弱化。有的基层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下降，农民对其利益表达功能认同度降低，对通过基层党组织表达利益诉求这种渠道的选择由过去的果断变成现在的犹豫。 　　第二，诱发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主体因素。农民是利益表达活动的推动者、实践者，对利益表达手段与方式的选择具有随己性，并影响着利益表达行为的发展态势与方向。首先，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组织化程度较低使一些农民不能利用强大的组织力量进行利益表达，呈现出原子化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