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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熟人社会到弱熟人社会 　　摘要：“熟人社会”理论虽被广泛应用，但由于一直没有相应的指标来测量，故逐渐被刻板化。本研究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皖南山区自然村落的人际交往关系为分析对象，从强弱关系的视角，重新测量发现：自然村落内村民之间的网络依赖于间接连接构成；强交往关系中存在大量孤立的个体。而且整体网络断裂的风险也较高；弱交往关系中基本上不存在孤立的个体，其整体网络断裂的风险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自然村落内的村民之间也难以熟知。本研究将这个社会特征概括为弱熟人社会。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熟人社会　社会网络　交往　强关系　弱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熟人社会”最初是费孝通([1948]1998：9－10)对中国传统农村社区社会特征的概括。他论述到：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在时间上、从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也就是在熟人社会这个框架下，他展开了农村社会的乡土性特征的论述，其中讨论到熟人社会的规模，“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相关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熟人社会的规模发生了变化。贺雪峰(2000)从村落的行政划分来划分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他认为，生产小队之间由人民公社时期共同劳动、生产互助和生活互助的增多而使生产队里的人情来往普遍，“30户－50户的范围也使村民具备共同交往和熟识的能力”，因此，由生产小队演变出来的村民小组具有熟人社会的特点；而村民小组之间，则由于村民缺乏共同的生产和生活经历，从而形成了村民之间面熟，但不知对方根底的状况，是一种半熟人社会。这种熟人社会与半熟人社会的特征也被他用来解释民主选举、农民合作中的行动逻辑(贺雪峰，2004)。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学术界和日常生活中所讲的“熟人社会”中的熟人关系强度和西方社会关于强弱关系研究中的“熟人”(aquaintances)关系强度是有所区别的。费孝通最初是以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二分法来展开论述，延续下来的讨论和研究大体也是如此，用熟人信任和陌生人社会中的契约关系来讨论中国社会变迁等方面的问题。在相关的翻译中，有很多文献将熟人社会翻译为“aquaintances SOCiety”。然而在西方关于强弱关系的研究中，以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3)为代表的研究者将人与人的关系按三种类型进行划分：强关系(strongties)、弱关系(weak ties)和缺失状态(absent)。“熟人”(aquaintances)关系在其中被视为弱关系――“our acquamtances(weak ties)are……”。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关于强弱关系的研究中，“aquaintances”是按照三分法划分出来的，“absent”的含义更接近“陌生”关系，“strong ties”应该等同于“熟人”关系中的一部分。由此可以看出，中文文献中所指的“熟人社会”的含义实际上更接近“强关系”和“弱关系”的综合。 　　从对熟人社会研究的现有文献来看，大部分仅限于定性研究，缺少对支撑熟人社会的社会网络结构的深入解剖，由此而使得熟人社会的特征太过抽象，而且缺乏具体的变量来印证。事实上，从“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特征中，我们可以看出熟人社会中人与人还是有亲疏之分的(费孝通，[1948]1998：24－30)。从西方关于强弱关系的研究来看，不同强度的关系在社会中也有不同的社会整合功能(Granovetter，1983)。这些研究表明，可以将“熟人社会”的概念继续解构为不同强度的关系来进行研究。另外，从已有的有关农村信息传播的研究数据上大概可以推断出，信息在村落的人际传播中并不通畅。在一项调查中选择闲暇时间“逛街”和“串门聊天”的人分别仅占18.4％和18.1％，选择“看电视，，的人占87.2％，8项政策调查中依靠人际传播获得政策信息的占11.5％(汲生才、石力月，2007)。通过人际关系获得科技信息的比例也并不是很高，在湖北农村的调查中，农业技术信息依赖于邻里传播的比例占13.8％(彭光芒，2002)。在浙江农村的调查中，通过人际关系传播毛竹培育技术的比例最高可达46.3％(金爱武等，2006)。2003年，在陕西宝鸡贫困地区的调查中，不同职业群体通过邻里关系获取科技信息的比例分别为：种植户16.7％，养殖户25.0％，村干部0.0％，生意人0.0％，技术员0.0％。安徽芜湖不同职业农户通过邻里关系获取科技信息的比例分别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