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在外头飞驰而过,戴爷影院光亮不息.docVIP

半个世纪在外头飞驰而过,戴爷影院光亮不息 　　戴锦华女士在电影院里做的两件事看起来矛盾重重：训练自己极专业的观影头脑，找到能让自己彻底忘掉专业的好电影。 　　成为电影研究者30年后，第二件事变得越来越可遇而不可求。她搜索记忆，国产电影里符合“能忘掉专业的好电影”标准的只有两部：《红高粱》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阳光灿烂的日子》结尾游泳池那段儿，自恋之情溢出屏幕，我一下子被打出来了。” 　　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电影批评者，戴锦华同时是北京大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早年一部少作《镜与世俗神话：影片精读18例》，至今影响不衰；她的课堂，人山人海。担任的是北大比较文学所教授，电影却是心之所系，“文学研究是业余兴趣”。课间爱点燃烟卷，大荧幕里外，谈天说地，犀利霸气；若穿上西装，比男士更有风度。学生们冠以爱称：戴爷。 　　戴爷个子1米8，裹在一件超大风衣里，大步走进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厅。这是某个11年内，她的居心地所在。32年前，她在这里“狂恋上电影”，开始用专业方法训练自己眼睛和头脑。“所谓专业观影，就是你要一直把背后藏起来的摄影机给找出来，恢复出来。够累的。” 　　一支微光笔是当时的重要武器。头几年，她在黑暗里做大量看片笔记，“最早拿大白纸划，经常连自己也不认识”，这支在黑暗里射出微光的笔，国外才有，是当时最渴望的礼物。 　　戴爷在镜头前坐定，不忘用学术语言调侃摄影师：“你们这是伪造历史啊”。这个布满红色海绵座椅，内饰如科幻太空舱的放映厅，与她记忆中的朴素模样相去甚远。 　　真实历史是，1982年至1993年，她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得以方便出入电影资料馆，在这里大量吞吐影片，甚至在某一年里看了200多部片子。她按电影史的线索看下来，从默片时代的《诗人之血》、《一条安达鲁狗》，一路看到法国新浪潮、欧洲作者电影。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大师一个一个进入视野。看完《奇遇》《野草莓》和《八又二分之一》，她有一种“对所有人喊叫的冲动”：“我找到了‘我的’电影。”走出资料馆时，常常夜深了，“只剩很少的公共汽车，街道上完全没人了”。 　　这个安静的居心地之外，戴爷当年有一处更热闹的“电影院”：北京电影学院放映厅。上世纪80年代，第五代导演还未踏出校门，第四代导演已经纷纷出作品，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新片一旦完成，导演要带着还未送审的原版拷贝，请母校检阅。“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登场时，完全没有市场意识，国家固定投资，统购统销。两个时代的相遇，造就了这批电影。导演们更重视的是专业评价，而不是市场。” 　　“那真是在北影观影的黄金时代”，戴锦华由此见证了什么是“专业起哄”。 　　“95%的片子会被起哄。”三四百人的放映厅，上面放着片子，下面一片敲椅子，跺地板。“但凡有烂俗套的手法、偷懒的桥段，一切都会引起大伙儿各种各样专业性的起哄。大家喊着‘摇摇摇’，‘变变变’，预告下一个陈旧的镜头。等到下一分钟，这镜头果然开始摇，大家就更开心了。”有一次，戴爷中途走出放映厅，发现正放映的影片导演站在门外，“浑身哆嗦，面无人色”。在北影放映厅看国产电影，近乎狂欢。 　　有一次则很例外。戴锦华清楚记得，1983年，摄影师张艺谋带着《一个和八个》的工作拷贝来放映，那是“第五代导演第一次集体创作的作品”。影片开始，无伴奏女声吟唱《太行山上》，一个长镜头进，“全场被震慑住，非常非常安静”。结尾，“小姑娘落到日本兵手里，被包围了。囚犯里有一个瘦烟鬼，之前表现得非常下流，总想调戏小姑娘，可这时候，他看着她，手里只剩一颗子弹。”放映厅里的观众看到了之后观众再也见不到的一幕：瘦烟鬼瞄准小姑娘，子弹打在了她的背上――这个结尾，在送审时遇到一条规矩：自己人不能杀自己人。后来修改成“瘦烟鬼有充足的子弹，啪啪啪把鬼子都打死了。最后一老一小，背着很多支枪，迎向夕阳”。 　　影片结束，全场静默，“大概没多久，但我感觉过去好久好久”，突然掌声雷动。戴爷激动得“欲哭无泪”：“我们自己也能拍出这样的电影了。” 　　在电影院里，也有“痛到不能自已”的经历。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的杨德昌电影专题，那是1990年，看的是《青梅竹马》。当屏幕里的人说出“结婚不是万灵丹，美国也不是万灵丹”时，戴锦华在黑暗的电影院里痛哭，“哭到不知该怎么走出去见人。” 　　《青梅竹马》与戴锦华当时的个人境遇交缠在一起，像一个残酷的预言。“80年代，你参与营造的所有梦都破了，突然间没有任何依凭。周围的朋友死走逃亡，我反反复复地想，出国吧，找人嫁了吧。但那部电影，宣判这两种都不是出路。” 　　出国被戴锦华否决了。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的话让她读到“五内俱焚”：“没有比移民知识分子更悲惨的命运了”。朋友纷纷跨过国境线，“出去一个，我们很快就不了解他了。再派一个人去看看他出什么事儿了，很快，这个人也不了解了。”戴锦华把这种经历称为“冰箱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