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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岁老红黄友端一生献给通信事业

101岁老红军黄友端一生献给通信事业   黄友端,1915年出生,安徽霍山县人。1932年1月加入鄂豫皖红军。1933年4月到红四方面军司令部电话总队当电话兵,成为我军第一代有线通信兵。1935年8月参加长征,跟随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筹办沈阳通信学校。1955年11月被授予中校军衔,后晋升为上校。1972年任辽宁省第一任邮政局局长。1982年7月离休,离休前系辽宁省邮电局局长、党组书记。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爱吃甜食,爱喝咖啡,爱看电视剧,高兴的时候还会点上一支烟,和年轻人逗逗乐。今年101岁的黄友端老人,讲起话来声音洪亮,思路清晰,身体状态很好。据介绍,80岁高龄时,他还曾一筐筐地从院子里往外背土。   黄老一生养育了6个子女,如今已经是四世同堂。然而,很多年来,这位性格开朗的老人却不愿提及戎马往事。子女问起时,他总是淡然一笑。他说,自己的一生极为平凡,没有必要炫耀。直到老伴去世半年后,得知小孙子想了解战争年代的故事,他才逐渐打开了封存的记忆。根据这些记忆,黄老的大儿子黄军已经写下了4万多字的回忆录。黄老说,这是留给孩子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放牛娃参军时还拿不动枪   在安徽省霍山县舒家庙镇一个偏僻而狭窄的山坳中,不足40平方米的平地上,有一座用土坯搭建的茅草屋。1915年11月18日,黄友端就出生在这座茅草屋里。他家是大别山区一户典型的贫苦家庭,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这座破旧的茅草屋,连同4亩田,都是父亲从远房亲戚那里租来的。   刚满9岁时,离家不远处有一户地主要雇一个放牛娃,条件是只管饭不给钱。父亲为了送出一张嘴,就送黄友端去了。可不到一年光景,这个地主破产了,牛也卖了,黄友端只好回到家里。   第二年,父亲又托人找了一家姓陈的小地主,让黄友端再去放牛,每年可给一块大洋,但是每天4点多就要起来放牛。黄友端人小瞌睡大,虽然天天早起受不了,但也只能咬牙挺着。1928年夏天,因土匪抢劫,这家人也破产了,黄友端又一次回到家中。   不久,因生活所迫,父亲去给国民党军队当挑夫,却不幸在挑粮的途中染上黄疸肝病,因无钱医治,半年后就去世了。14岁那年,母亲让黄友端拜篾匠王学镜为师学手艺。虽然师父对黄友端还算可以,但师娘非常刻薄,为人凶恶多疑,稍有不周,非打即骂,黄友端常常挨打挨饿。不仅如此,黄友端每天早上必须到一里地之外的水井去挑水,不挑满一大缸水不让吃饭。1931年秋,中国工农红军攻占了霍山县城。得知消息后,受尽打骂的黄友端瞒着母亲,只身一人找到了红军部队。可只在部队待了5天,国民党军队就打了过来,红军被迫从霍山县撤退,不少人跑回家了。黄友端坚决不回家,跟着红军撤退到山王河西岸。   机灵的黄友端在山王河西为红军站岗放哨3个多月。不久,红军秘密渡过淠河,开始招兵扩红。1932年1月,黄友端正式加入鄂豫皖红军,却只能在11师33团1营当勤务兵。“司务长说我的个子矮,拿不动枪。”老人笑呵呵地回忆说。   24小时不离电话机   1932年12月,红军占领了四川省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及大部分地区,创建了以此为中心的川陕苏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部队奇缺电话兵和司号员。   1933年年初,红四方面军总部准备组建电话队,需要招电话兵。当时,黄友端年龄小、个头矮,?I长特地向包括黄友端在内的“红小鬼”们征求意见,问他们是否愿意去当电话兵或司号员。好奇的黄友端挑选了前者,从营部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司令部。   1933年4月,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地,黄友端参加了第一批有线电话兵训练班。经过近两个月的学习,黄友端正式成为红四方面军司令部电话总队的一名电话兵,同时也是我军第一代有线通信兵。从此,黄友端与通信结下了不解之缘。   没读过书的黄友端对电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么个小东西,为什么能传播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外的声音?黄友端很好奇,反复拆装电话机进行研究,掌握了通信的基本原理。   黄老回忆说,当时红军把电话兵看得很重。电话机一般都安装在部队首长的房间内,首长经常和电话兵同吃同住,还派警卫员保护他们。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电话兵要时刻守在电话机旁,分秒不能离开。由于线路不好,都是单根线通话,遇到刮风下雨,不是电铃不响,就是声音很小,所以要昼夜拿着电话机听着,大约每隔十几分钟就要试线一次,发现断线,不管白天黑夜,要立刻出去查修。   电话兵还承担着接听电话、转达内容的任务。由于很多首长讲的是方言土语,双方又相隔几百里的距离,电话里的声音常常很小,往往互相听不清对方在讲什么,这时就需要电话兵来帮首长听转电话。如若传错一句话,就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接听电话、转达内容,全凭电话兵灵敏的听觉和细心周到的考虑。为了防止听错,对方讲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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