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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三剑客身归何处 　　把时间拨回到1937年2月2日，距离“西安事变”不到两个月，古城内又响起枪声。东北军“少壮派”为推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遗留问题的决定，枪杀了军中主和的“元老派”代表王以哲。消息传开，在前线与“中央军”对峙的东北军将领纷纷倒戈。6天后，中央军入主西安。这一事件史称“二?二事件”，主要的实施者是东北军“少壮派”代表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三人。他们是张学良的亲信，行事果断，积极主张抗日，号称东北军“三剑客”。然而，枪杀王以哲的行为彻底断送了张学良从软禁中脱身的希望，也让他们三人走上了难以预料的人生道路。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东北军“三剑客”砺现锋芒 　　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的身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是辽宁人，出生在清末，成长于张作霖统治时期。在政治上，他们都认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地方领袖地位。三人皆留学海外，见识过工业化国家的面貌，研究过当时较为先进的政治理论，脑海中混杂着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思想。“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对家乡沦丧痛心疾首，希望有朝一日能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保家救国。 　　1934年初，因热河沦陷而下野的张学良从海外归来，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介石兼任），驻节武昌，重新执掌军权。下野期间，张学良洗心革面，戒除毒瘾，下定决心引进新鲜血液改革暮气沉沉的东北军，孙铭九三人就是这个时候相继来到张学良身边的。 　　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孙铭九原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经留日同学、张作霖次子张学铭推荐，于1934年4月来到武昌。天津市公安局长宁向南原是张学良的秘书，他向张学良推荐孙铭九“一是正派纯洁，二是忠诚勇敢，三是抗日坚决，四是踏实肯干”。于是，孙铭九被张学良留在身边担任随从参谋。几个月后，他进入新成立的“随从参谋秘书室”，负责东北军军官的人事档案管理和调查考评。 　　1929年，应德田从东北大学毕业时，曾以第一名成绩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学生致辞，接受张学良亲手颁发的毕业证书，后被保送留学美国。学成回国后，他在北平创办“念一中学”，收容教育东北流亡学生。面见张学良时，应德田曾明确提出联合共产党抗日的主张。1934年7月，他来到汉口东北军总部任少校科员，从此进入东北军中。 　　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苗剑秋，经张学良的财务主管荆有岩推荐，进入随从参秘室担任额外秘书。他是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的信徒，性格倔犟冲动，为人锋芒毕露，有“苗疯子”的绰号，曾痛批张学良的决策，气得张质问“到底你是副司令，还是我是副司令”？虽然如此，张学良认为苗剑秋不失为“诤友”，一直留在身边重用。 　　在东北军中，因为相似的经历，共同的抗日热情以及出色的能力素质使得三个年轻人很快走到一起。据应德田回忆，“那时候，许多老同学和早日熟人遇到一起，不一定能谈得投机，而与苗剑秋、孙铭九一见即能倾心吐胆，原因我想没有别的，就是共同的激昂的抗日思想”。 　　1935年11月，张学良改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总司令仍由蒋介石兼任），率东北军移驻陕西、甘肃围剿红军。交战中，东北军屡战屡败、损失惨重，这使张学良一方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渐生怀疑，开始与中共方面积极接触，并联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陕军领袖杨虎城共同行动；另一方面对东北军更加失望，开始下大力气整顿部队、更新人事，放手使用青年干部以振奋士气人心。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剑客”很快脱颖而出。1936年7月，张学良仿效蒋介石的“复兴社”成立秘密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以东北军青年军官和部分中共地下党员70余人为成员。由应德田任书记，孙铭九任行动部长，苗剑秋任理论部长，三人共同承担组织秘密抗日活动、联系中共、考评调配青年军官代替老旧军官等工作。“抗日同志会”吸引了一大批陕军青年军官的参与，军中“少壮派”的力量渐渐壮大起来，孙铭九三人作为其中的领袖，被东北军的元老宿将们视为“小型的党政军”。 　　苗剑秋曾概括三人的特点：“我有主张。应德田有头脑，他制定计划。孙铭九是个实干的人”。“三剑客”中年纪最长的应德田是“三剑客”的智囊，在孙铭九调任张学良卫队第二营营长后，他接管了随从参秘室，掌握人事考评大权。他开办《文化》周刊，撰写《抗日的理论与实践》小册子，阐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必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的观点，在东北军中宣传抗日的思想。苗剑秋也协助应德田写文章、做演讲，并在家中办起“政治沙龙”宣传理念。然而他最擅长的则是“突击性的宣传鼓动工作”。蒋介石抵达西安后，对东北军官训练团讲话时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称不积极“剿共”的人“不忠不孝，应予制裁”。这些话让张学良听起来十分的刺耳。第二天，一度因不顾局势乱讲话而被软禁的苗剑秋就被张学良放出来，去训练团演讲。苗剑秋说：“昨天有人在这里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