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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危机治理和防控 　　摘要 以辽宁省黑山县S村为例，阐述了禽流感危机应对中的国家行为和农民行为。禽流感危机的应对分为2个阶段：疫情治理阶段和防疫控制阶段。在疫情治理阶段，指向国家的短期强制倾向与农民的被动；在防疫控制阶段，指向国家的自上而下主导与农民的自主空间创造。在禽流感危机的防疫控制阶段出现了诸多困难，问题在于国家单方面的自上而下的控制与农民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农民的民间知识权威与国家的官方知识权威的对立。 　　关键词 禽流感；疫情治理；防疫控制 　　中图分类号 S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08-0334-02 　　2005年席卷全球的禽流感疫情波及了中国半数以上省份[1]，疫情导致18.6万只家禽死亡，2 284.9万只家禽被扑杀[2]。2005年11月，辽宁省黑山县暴发禽流感，当时全县共养殖2 140万只蛋鸡，其中1 540万只蛋鸡被扑杀。2005年的禽流感疫情，使黑山县当地农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国家采取各项措施治理和防控危机，过程中渗透了复杂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禽流感引发了国家与当地农民关系的变化和调整，重构了当地农村社区结构。2006年6月1日，黑山县解除因禽流感疫情设立的养殖封锁，农民重新开始饲养蛋鸡。据此，该文将禽流感危机的应对过程分为2个阶段：2005年11月至2006年6月1日的疫情治理阶段和2006年6月1日至今的防疫控制阶段，前一阶段着重于对已发疫情的消除，后一阶段着重对疫情风险的防控。 　　1 禽流感疫情治理阶段：国家短期强制倾向与农民的被动 　　1.1 国家的短期强制倾向 　　黑山县暴发禽流感后，大批蛋鸡死亡，疫情严重。疫点周围3 km范围内的家禽全部被强制扑杀，武警部队、县镇政府和相关技术人员参与执行扑杀任务，扑杀的赔偿标准为每只鸡10元。S村200户农户中约有40户养殖蛋鸡，全村约80万只蛋鸡全部被扑杀。政府和技术人员首先采取“劝告”的方式向农民讲解疫情的严重性，争取农民的同意，然后执行扑杀任务；若农民表示出异议或阻止扑杀，武警部队将直接进行强制扑杀。在扑杀任务结束后，黑山县政府发布了家禽养殖封锁，禁止农民购买鸡雏养殖蛋鸡，直至2006年6月1日才解除家禽养殖封锁。 　　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危机时，为抑制疫情蔓延，确保农民的生命健康不受到疫情威胁，保证公共卫生安全，挽救当地养鸡业，国家采取了短期的强制措施[3]：强制扑杀和养殖封锁。武警部队、县镇政府和相关技术人员的行为反映了应对突发性危机时的强制力、威慑力和知识权威，而每只鸡10元的赔偿标准也体现出了国家强制措施下的公平性的原则。 　　1.2 农民的被动 　　疫情暴发后，S村农民“含泪”配合蛋鸡大扑杀。每只蛋鸡10元的赔偿款远远低于市场收益，这让农民损失惨重。面对疫情，S村农民普遍感到恐惧、不知所措和无经验感，此时的农民没有任何自主空间。但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向国家的强制扑杀行为展示出了体谅和感激，普遍认为政府的强制扑杀是正当合理的。 　　S村农民的被动应对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对禽流感疫情的治理和防控知识一无所知[4-5]。乡土社会的知识主要靠经验的积累，是通过血缘关系的承接和地缘关系的互通有无而来。对农民而言，禽流感是从未遇到过的大型疫情危机，没有知识经验储备，以原有的血缘和地缘途径来获取新型知识在短期内是不可行的。 　　2 禽流感防疫控制阶段：国家的自上而下主导与农民的自主空间寻求 　　2.1 国家的自上而下主导 　　对国家而言，相对于疫情治理阶段，防疫控制阶段更像是一场“持久战”。强大的强制力、威慑力和绝对的权威可以暂时消除疫情危机，但决不可能长久地作用于防疫控制阶段。2006年6月1日黑山县解除养殖封锁，农民可以自由养殖蛋鸡，代表着国家的绝对强制阶段的结束。在接下来的防疫控制阶段中，国家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控制行为，通过政策控制、机构重建、疫苗控制和技术控制构建起一套防疫控制体系。 　　2.1.1 推行标准化、规模化的养殖模式。鉴于禽流感疫情因饲养环境恶劣、饲养密度大和家禽交叉感染等因素感染和扩大的认知，禽流感发生后，国家开始支持标准化、规模化家禽饲养方式，提出了建设人禽分离的养殖小区发展思路。在农业部制定的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改进畜禽饲养方式，提高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水平”。这时候的养殖小区模式为“某一地块集中建造畜禽圈舍、农户分户饲养的生产方式”。2011年《全国畜牧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提出要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构建畜禽标准化生产，完善蛋鸡和肉鸡规模养殖小区和养殖场基础设施标准化建设[6]。 　　2006年辽宁省出台针对禽流感疫区实行养殖小区的扶贫帮困政策，要求“走出村屯，实行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