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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政府推进型法治下审判独立问题 　　【摘要】 　　选择了“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模式的中国，发展至今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尝试通过对该模式下中国司法审判独立性掣肘问题的原因分析，来对“政府推进型”法治进行司法层面的评价，并对其未来的发展提出粗浅的建议。 　　【关键词】 　　政府推进型法治；审判独立；政府权力；舆论力量；监督制约 　　“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培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为能再度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中国终于把目光真切地落到了“法治”一词上，提出了“依法治国”的主张，对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和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既然有了“依法治国”的良好愿望，那么选择通过何种模式实现“依法治国”就是中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已然选择了一条“政府推进型法治”的道路模式，并且进行了十余年磕绊的探索，那么这种模式运行的效果如何？本文将以法官的审判独立性为切口对“政府推进型法治”在司法层面的效果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中国的政府推进型法治 　　从全球历史发展来看，实现社会“法治”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为社会自然演进型法治，另一种则为政府推进型法治。 　　（一）概述 　　所谓政府推进型法治，是指一国的法治化运动是在国家“上层建筑”的推进下启动和进行，政府是法治化运动的主要动力，法治目标主要在政府的指导下设计形成，法治化进程主要借助政府所掌握的的本土政治资源完成。 　　与之对应的社会自然演进型法治，则主要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和演变而来，是社会自发形成的产物，这种法治的直接发展动力来自市民社会而非依靠国家上层建筑的推动。 　　两者相比，“政府推进型”法治的特点十分鲜明且层层相因：其一，法治化的直接动力来源是政府，或称国家上层建筑。不同于自然演进型水到渠成式的流畅的“内源”性发展，政府推进型法治主要依靠政治权力和国家力量的直接推动。其二，法治发展的资源由国家提供。政府推进模式下主要借助于政府掌握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而自然演进则依靠在商品经济发展和民众法治意识提高的过程中的资源积累。其三，法治进程人为预设、目标明确，因此整个法治建设进程都是跟随政府计划按部就班完成，每一步都精准落入设定的目标位置。其四，法治建设时间紧张。自然演进型法治从起步到建成经历了漫长的数百年，而政府推进下的法治建设浓缩了整个过程，仅仅数十年已有颠覆性的转变。其五，法制方法的强制性。政府推进型依靠国家上层建筑的力量，而上层建筑作用的发挥必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二）中国选择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动因 　　第一，国际环境是外因。当今的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已然失去了像西方国家过去经历的在宽松的国际环境下、由社会本身缓慢推动法治发展的条件和机会，同时也表明中国要跟上国际节奏必须快速实现法治和现代化，这就需要由政府推进法治建设。 　　第二，传统因素为内因。长达数千年的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深深地掩埋了国民的民主自由、法治平等意识，要短期内实现国民意识从在沉默中濒临灭失到复苏并胜任主人翁角色，无疑是强人所难，因此必须依靠政府力量去首先打破精神枷锁、构建法治道路。 　　二、司法独立与审判独立 　　刘瑞华教授认为，司法独立分为司法权形态上的独立性和司法过程中的独立性。司法权形态的独立性，即确定的司法职能由专门的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有自己独立的地位。这一点，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发展到美国宪法明确司法权由法院独立行使，可谓在世界范围内已经确立。我国宪法第123条也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 　　形式问题往往很容易解决，实质问题则不然，这就是司法过程中的独立性问题，也是本文探讨的审判独立问题。美国学者罗伯特?厄特对审判独立有一个极为精妙的概括：“法官根据他们自己对于证据、法律和正义的认识对案件进行裁判时独立于政府权力和私人的压力、诱惑、干涉和威胁的程度。”我国宪法第124条亦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我们追求更高境界的法治，而法治原则正是通过司法权独立运行才能实现，但在“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下，司法独立尤其是审判独立，正面临着来自各个层面的挑战。 　　三、审判独立的困境 　　结合中国的独特国情，法官独立审判的掣肘主要来自于权力体系、外在舆论以及法官个体本身的影响： 　　（一）权力“控制” 　　人们评论美国体制的成功之处时有一个著名论断：“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司法化，司法问题程序化。”而在中国，在“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下，行政权却堂而皇之地介入了审判独立之中。政府确系法治化的主要推进力量，但同时政府也应受法律和司法的管辖。真正的法治是以民众作为主体的法治。当政府权力在推进法治的过程中不受控制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