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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古籍影印出版几种模式 　　影印是古籍整理出版的一种重要形式，相对于排印的整理方式，影印有着短平快的优势：短，指出版周期相对较短，只要选定底本，就可以很快地出版出来；平，对编辑加工能力的要求相对较低；快，其印数有限，销售周期较短，又因定价较高，收益快。 　　近几年，大多数古籍出版社在影印出版方面均有系统的规划。而这当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最具代表性，他们根据自身的特点，将影印出版作为其最主要的出版模块，形成了大中小、远中近的系统规划。非古籍专业出版社中，大象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影印出版方面，也颇有规划。大象出版社以晚清民国文献的影印出版为重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则在海外中文文献的影响方面，颇具特色。 　　下边笔者就对目前的古籍影印出版的几种模式及其优缺点逐一进行分析。 　　型丛书式型 　　这种模式以“四库系列”最为出名。上世纪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台湾商务、上海古籍相继推出《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影印版，催热了大型影印丛书的市场。这种集成性的丛书，因其部头偏大，收书太多，底本征集涉及的收藏单位过多，底本的获取渐渐成为最大的难关：近年来，收藏单位底本费逐年上升，一些收藏单位待价而沽，一些图书馆基于种种考虑，出版社支付再高的底本费也不予以提供。从这方面讲，新编集成性文献丛书编纂的难度较以前要大不少。 　　但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家在图书馆、高校等建设方面投入了相当的资金，图书馆、高校、科研机构的资金充足情况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度，而且上述机构在大型文献的购置方面也舍得投入。单从销售角度来讲，大型集成性文献的市场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因此，只要有好的选题，严格控制成本，出版社的利润还是有相当保证的。 　　“近水楼台独占月”型 　　一类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为代表，他们依托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料，以及雄厚的科研实力，开发出了大量高质量的影印书籍。一类是以文物出版社、方志出版社为代表的部委所属出版社，利用部委的影响力，长期垄断了相关出版领域的出版资源。 　　随着出版体制的改革，主管部门与出版社的剥离，这种依靠隶属关系而取得“近水楼台独占月”的好日子，将渐行渐远。目前，上海图书馆在一些重要馆藏资源、重大研究项目的出版上，已经引入了招投标制。我们认为，这种竞标模式将渐趋常态化。相关出版社必须提高自身的出版实力，才能在竞争中取得最终的胜利。 　　错位竞争型 　　即绕开众多出版社都关注的出版热点，另外寻找新的影印资源。 　　这种影印出版模式目前有两种代表类型。 　　一种是“开眼向洋型”，即向海外寻找新的影印出版资源。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有大量的珍稀文献散失在海外。从上世纪八十年以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这一波海外敦煌文献的影印出版，既是中国“敦煌文献的出版史”，更是一部中国学者追赶、反超国外敦煌学研究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的《英藏敦煌文献》（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则先后推出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4册）、《俄藏敦煌文献》（17册），特别是《俄藏敦煌文献》首度公布于世，让中国学者在敦煌文献的占有上，第一次与外国学者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对中国乃至世界敦煌学的研究，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目前，海外敦煌西域文献的回归，正由单一汉文文种走向了西夏文、藏文和其他胡语文种的新领域，从俄罗斯、法国走向了英国、德国和其他国家，从文献编纂进而走向了文物出版。 　　近年来，新闻出版总署推出了“散失海外的中国珍稀文献出版工程”，并写进了《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规划了《散失海外中国古籍总目》《散失海外中国珍稀文献丛刊》《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等子项目。国家在流失海外中国珍稀文献出版的编纂、出版和采购方面，都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 　　此一出版领域在今后五至十年的时间，将具有相当的市场。但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加激烈的竞争。一些较早进入此一出版领域、与欧美图书馆有较好合作的出版社，占据一定的先发优势，但亦不能掉以轻心。 　　另一种是“另辟蹊径型”。如果说“开眼向洋型”是在空间上做文章，那么“另辟蹊径型”则从时间上做文章：寻找那些当下尚处冷门，但即将迎来学术热点领域，提前着手，抢占制高点。 　　这种需要有超前的眼光，通过出版社和学界的共同努力，缩短一个相应的学科、研究领域由冷到热、由生到熟的时间。 　　这方面，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敦煌西域文献集成”和广西师范大学《徽学资料汇编》为代表。他们刚刚进入相关出版领域时，其学术研究的氛围尚不太热，但已经为学界所关住，他们均在最恰当的时间进入，在有力推动相关学术研究领域发展的同时，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这种影印出版的模式，出版社要背负相当的经营风险。但如果正确预盼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将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市场独占地位，取得相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