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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人民美学”表现立场和心灵通道 　　甘征文先生编剧的花鼓戏《平民领袖》，由汨罗市花鼓剧团在北京和多地演出之后，博得观众们如潮好评，荣获了数个大奖，如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田汉大奖、全国优秀剧目展演奖、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剧目奖等。共享的喜悦和理性的求真在我心里交替出现，融成一种审美的探询，以印证前苏联导演、艺术家波波夫的一个著名论断：“一个戏剧要获得强大的力量，必须是由于它找到了吸引千百万观众心灵的道路。”《平民领袖》的成功，首先就在于它敞开了领袖人物博大爱民的心灵，打通了普通百姓倾诉内心多声部的涌泉，并通过领袖与平民心律的同频共振、命运的紧密依存，从而获得了广大观众发自胸腔深处的宏大共鸣。 　　从接受美学来感知，《平民领袖》仿佛具有一种心灵呼唤术，特别是当买卖的吆喝、大片的重音、网络的喧哗轮番轰炸我们的耳膜时，这种听似遥远，实则近切，大音去巧、大义潜藏的呼唤，无疑是一曲“回延安”的安魂弥撒，一阕唤起红色记忆的沁人新词，一支不可乱音迷耳、消解使命的警世唢呐，更是自觉奏响“人民美学”的全场锣鼓。 　　《平民领袖》在家庭剧、谍战片、都市言情、职场秘笈、官场勾斗、皇宫戏说等影视戏剧充肆文化市场的现实境遇中，看似有些不合时令，不肯讨乖，甚至有点老套。观众是容易被惯坏和吃坏的，特别是在一种文化风尚与大众爱好互相放电并导致滥情占驻频道之时，如何引导观众找到内心深处的频率，不为“喧哗与骚动”所惑，这也是批评的道义所在。因此，我们一定要确立一个审美立场来审视这个戏剧的意义。这种人民性特征十分鲜明的戏剧表演，在对以往岁月的回闪中能找到回响。我想起了2000年夏天《切?格瓦拉》在北京人艺的轰动演出，为此，李敬泽先生写过一篇形式特别、用意深切的专评《我们人民》，称“《切?格瓦拉》的上演是‘人民美学’的胜利。”他特别强调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根本道义立场”来观看和评价这类人民性的戏剧，也只有在这一立场上，“‘人民’这个不断遭到解构，在某些话语圈子中失去了正当性的范畴得以苏醒过来，重新获得生机勃勃的力量。”十几年过去了，“人民性”遭到一些人漠视甚至嘲弄的现存环境并没有出现根本好转，而消费娱乐消解“人民美学”的种种招数却大行其道，并虚构成一种操控性的策略，为“人民性”写作和辩护反而遭受了观念落伍和表现手段落后的质疑和嘲讽。“人民性”及其怎样的表现才是恰到好处？这是对我们时代的发问。此时此境，《平民领袖》的演出，我觉得有特别的意义，它是过度娱乐剧的“对台戏”，是对不少人回避、误导、戏谑的主旋律的虔诚高颂，也可以看成是“人民美学”的又一次胜利。这应该是我们理解、欣赏《平民领袖》的立足点和心灵到达的阳光之路。 　　第一，它把延河里流淌的人民之歌唱得更加响亮。70年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标志着“人民美学”思想的确立和成熟。文艺的人民性“从本质上说，都必须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都必须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沿着这一方向性的指引，以延安为精神中心的解放区的艺术家们创作了大型歌剧《白毛女》、小说《小二黑结婚》等一批表现人民生活、反映人民情感、振奋人民精神、激励人民前进的优秀作品，形成了新文艺的一个黄金时代。甘征文与农民大众血脉相连的深情数十年从未割断，并不断深化，从《八品官》到《赵乡长转圈》，再到《平民领袖》，他每一个时期的创作都自觉而持久地为民代言，为民写戏，为民传诗。他是延河里流淌不息的人民之歌的忠实、传神的颂唱者和守望者，也成为了当今崇高的人民文艺对抗庸俗化的消费文化的一种道义坚守的象征，一棵能够不断用新作品为人民放歌的“常青树”。在《平民领袖》中，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边区百姓的日常生活、劳动场景、内心冲突、纯粹情感都得到了艺术的舞台再现，主角史铁匠与百姓群体都是戏剧中最地道、最活跃的人民主体，他们和他们的领袖人物一起用生动的实践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历史。剧作家敏锐把握到这一历史时期的“人民性”开始成为文艺创作的本源和归宿，他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是忠诚的党性和鲜活的民间性的融合，是创作主体的情感、人民大众的情感和领袖人物的情感三者沟通无碍，融成一片，从而使这一出人民之歌获得了充沛的情感动力，获得广泛的群众认同，保持了历史高点的人民立意，而这种人民立意在现实境况中，决不是脱离时代的落伍，恰恰相反更应该是这个时代的迫切所需。当我们把“人民性”不作一种说教图解而作为时代深广的内涵凝聚时，该剧以一种态度提醒我们，对越来越蛊惑世道人心的经济“魔教”要保持警惕，特别是有些人将这一“魔教”洞穿了人性的弱点，把商品的审美化和审美的商品化作为了布道中最动人的催眠术，从而使拥戴者仿佛得到了似是而非的普世认同。人民不应该被教化成拜物教的仆从，而应该通过精神的和弦韵律成为充分意识到自己使命和尊严的主体。 　　第二，它艺术再现了领袖人物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