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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原来为书生 　　我自1977年初大学毕业分配到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至今已经三十余年。三十年，古人谓之“一世”。唐人有诗曰：“人生大限虽百岁，就中三十称一世。”一世，也就是一生、一辈子。可以说，我的一生一世的事业就是编辑工作。一个人毕生所从事的一种工作，其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如何，这对每一个过来之人都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然而，做了一辈子编辑工作，我现在却要提出一个有点近乎荒唐的问题：编辑(主要指出版社的图书编辑)是什么?或者说，编辑到底应定位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角色?编辑所应担当的社会职责主要是什么? 　　或有编辑新手率尔对曰：编辑嘛，就是编书匠啊! 　　这样的回答，让我不免想到《老子》开篇所说的两句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说，凡是可道可名者，就并非原始或本始意义上的那个恒定不变的“道”与“名”。由此我可以朴拙地演绎一句：对于编辑角色的定位，若果真是三言两语甚或一言半语就“可道”、“可名”的，那也许就一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编辑”了。――一个看似简单浅易的问题却引来不同认识乃至各种论争，说明这个问题本身并不简单，值得提出来讨论和研究。 　　为了认真回答这一问题，请允许我们先简单地回顾、分析一下三十年来有关编辑角色定位和职责认知的历史吧! 　　曾记得，当年我才分配到出版社工作的时候，社内的老同志教导我说：编辑要做无名英雄，甘为他人做嫁衣裳。多少年来，我们对于编辑工作的认识，一直限定于这样的水平；对于编辑职责的履行，也是这么坚持的。有趣的是，直至我慢慢地熬成老编辑后给新手上课时仍是这么要求的。与此有因果关系的是，既然编辑工作是“为他人做嫁衣裳”，那么论其实质，编辑所从事的业务就只有技术性劳动――“做嫁衣”，不就是“裁缝”嘛。显然，这种看法和做法是值得反思的! 　　另一种说法更加极端：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依理而推，当然也是编辑的衣食父母。这样一种定位，意味着编辑不仅需要为别人打工(做嫁衣裳)，作他人的“孝子”，而且还要靠别人养活，似乎成了作者的“养子”。 　　长期以来，在那样一个“革命”至上的年代里，在那样一种只讲贡献、不求报酬的思潮影响下，我们的编辑确实长期发挥了甘当革命老黄牛的作用。平心而论，这种编辑角色的定位和编辑职责的提倡，虽有特定的时代性要求和编辑职业道德建设的自身需要，比如充分肯定了编辑工作的无私性和崇高性，进而激发编辑工作的潜能，但如果仅仅这样定位，无疑又存在着相当的片面性： 　　首先，编辑工作尽管需要讲究社会政治责任和职业道德，但究其核心，它毕竟是一项以业务为主的工作。既然以业务为主，就并非只需要精神作用，或者更直接地说，只需要有革命意志和热情就够了。 　　其次，从编辑的业务来看，也并非只有“做嫁衣裳”的技术性劳动。虽然技术性劳动是做好编辑工作的基本条件和必要保证，但是编辑工作有着巨大的弹性，编辑创造性劳动的有无和多寡，在一定意义上是决定一部书稿能否最终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事实证明，任何一部能够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著作，从一开始就倾注着编辑的创造性才智。 　　再次，诚然，编辑职业主体上要“为他人”，但并不是“唯他人”。换句话说，编辑工作应该有并且一定要有充分的自主性和自由性。任何一个自然人，任何一种社会职业，都不可能只为自己或为他人而生存。那种单方面地把作者看成是出版社或编辑的衣食父母这样一种认识和定位，既过分地贬抑了编辑自身的生存价值，也严重地贬损了编辑的独立人格。说白了，编辑绝不是作者的“孝子”或“养子”，也绝不会单纯地为别人而活着或依附于别人而活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们通过反思传统的编辑角色定位，充分认识到编辑工作所具有的业务性、创造性和自主性；同时，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或者在名利场的驱使下，编辑又面临着新的“挑战”。比如：有些作家笔走龙蛇，日作数万言，一部作品写成后“题未定草”就交出版社，更不用说“增删五次，批阅十载”了；有的学者则剪剪贴贴，拼拼凑凑，“拉大旗作虎皮”，月出一书。总之，他们著书立说的节奏和速度甚至比像我这样的老编辑读书还要快。如此粗制滥造，又焉能不需要编辑把关?更有甚者，其中还不乏抄袭或剽窃他人著作者，弄得编辑还要陪他一起吃官司，这岂不更是出版社的“额外负担”!面对上述编辑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于是有人提出：编辑要学者化。很显然，这个观点的提出，不唯要提升编辑的地位或品位，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为了因应学者编辑化的倾向。客观地说，编辑没有足够的知识准备和深厚的学养，实在处理不了现代书稿中的诸多问题。 　　我想借机会说一说与我有关的作者现象： 　　在我一生从事编辑工作的经历中，接触和了解的作者应有百人之多。这百人之中，约分两类：一类是绝大多数人，他们治学严谨，态度端正，其书稿几乎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