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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集大成者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吴晓波 　　分类/经济史 　　定价/42.00元 　　中国历代的经济变革，应从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说起。 　　春秋之前，只有“天下”，而没有“国家”。周天子封疆裂土，一千多个诸侯国恪守秩序，相安无事。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杀死，西周终结。从此，天子权威丧失，各国开始火拼，争强求富就成了新的时代主题。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我们则视之为变革。 　　从统治者的策略来说，两千年的经济变革以千年为界，截为两段。从春秋时期到12世纪的北宋，变革是基于扩张的需求，而之后到18世纪初期的“康乾盛世”是以稳定为主题，及至近当代，从洋务运动到现今，则出现了救亡、扩张、稳定、再扩张、再稳定的多个主题变奏。这期间的反复、徘徊，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一）“文景之治”的成就与后果 　　你若问：历代经济变革，其基本的衍变逻辑是什么？ 　　我可以提供一副六字对联加以说明：上联――“发展是硬道理”；下联――“稳定压倒一切”。这两句名言都出自20世纪末的大改革家邓小平之口。一言以蔽之，就是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史。历史从未走出这副对联。发展经济必须放活民间，实现繁荣，而繁荣日久，地方势力就会坐大，商人就会骄纵，中央权威就受到挑战。此时，便需要进行集权式的变革，加强中央权威和控制力，可是如此势必削减地方，侵蚀民间，造成生产力的下降，最终仍然会导致政权新一轮的不稳定。至此执政者面临考验：是任由矛盾激化，还是再度放权让利，促使经济复苏？ 　　若要找出一个可供印证的历史标本，从汉初的“文景之治”到汉武帝变法，最为合适。 　　汉文帝、汉景帝执政前后七十年，这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建成后的第一个经济大繁荣时期，史称“文景之治”。这场繁荣的出现，是放权让利式改革的结果。之所以放权让利，并非统治者慈悲大发，而确实是无权可用，无利可图。 　　汉帝国初建时，天下已纷乱数百年，满目疮痍，国力极度羸弱，开国皇帝刘邦要出巡，居然配不齐六匹肤色一样的骏马，一些列卿大夫和诸侯，穷窘得只好以牛车代步。于是，“放水养鱼”势在必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记录：“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也就是说，政府改变了自商鞅以来的全面管制政策。“开关梁”――放关津，“弛山泽之禁”――放松对山林矿藏资源的专营，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变动，前者减少了地区之间的物流成本，汉朝从此没有再设关征税，统一市场的优势得以展现；后者则把利益最大的资源性产业向民间开放。这两大政策的推出，直接导致物流交易的活跃和工商业的繁荣。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指出：“汉初实为中国商人第一次获得自由发展之安定时期也。” 　　在放活工商的同时，朝廷对农业则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文帝前后两次“除田租税之半”，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一度甚至还全免田租，长达十二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在春秋战国时期，征收百分之十的田租被认为是“德政”的标志，孟子就曾说：“什一而税，王者之政。”）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尽量“委曲求全”，通过和亲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 　　这样的宽松政策――可以说是“休养生息”，也可以说是“放任自流”――实行了七十年。《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汉兴七十年间，民间和国库日渐肥腴，国家储备的钱财以亿计，用以穿钱的绳子都朽掉了，中央粮仓里的粮食多得更是陈谷叠陈谷，以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文帝、景帝俱崇尚道家，其政策的核心便是无为而治。七十年的经济大发展使得四大利益集团的格局出现了极其剧烈的变化。 　　第一，自由商人集团崛起，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性产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了西汉初期的二十一位富豪――他称之为“贤人所以富者”，其中，单独列出、比较详细地记载其事迹的有八位，前四个都是冶铁业者，其余则分别从事流通业、粮食业、种殖业和金融业。在国史上，支柱性产业被民间完全控制，仅汉初和民国初年两个时期。这些商人成为“豪强大家”，《史记?平准书》中有富商大贾横行天下、各地诸侯“低首仰给”的记载。司马迁还给这些商人起了一个称号：“素封”――“当今那些没有官爵和封邑之地的人，却可以在享乐上与权贵相比，这就是素封。”（《史记?货殖列传》：“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 　　第二，地方诸侯势力庞大，中央集权出现旁落的迹象。刘邦兴汉之后，实行的是分封制，众多同姓和功臣裂地建国。当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推出之后，地方诸侯利用各自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