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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表演艺术对外传播政治传统 　　[摘要]中国表演艺术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其传播主体、传播目的和传播路径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政治传统。这一政治传统既有古代的历史表征，也有重要的思想渊源。从古代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传播经验，再到当今世界各国的共同实践，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面临着从政治目的到多元目的、从官方主体到民间主体、从单一路径到多元路径的转向。 　　[关键词]表演艺术；对外传播；政治传统 　　[中图分类号]J12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4）01―0086―05 　　我国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我国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积淀和延传了一系列独特的思想、文化、观念、政策、制度以及行为方式，这些就构成了通常所说的“传统”。考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古代中国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目的和传播路径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鲜明的政治色彩，形成了本文所称的政治传统。这种政治传统本身并无所谓优劣褒贬，其存在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和思想渊源。 　　传统发生于过去，却支配着现在，影响着未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从我国表演艺术对外传播的实践中窥见这种政治传统或明或暗、或深或浅的痕迹。近年来，我国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我国表演艺术对外传播史中的政治传统，不仅有着学理的旨趣，更有着现实的意义。基于此，本文拟从历史出发，围绕古代中国表演艺术对外传播的政治传统，梳理其历史表征，探究其思想渊源，进而检视其在现时代的衍变和转向。 　　一、政治传统的历史表征 　　关于我国古代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今人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文献记录，是有关周穆王出访随演的传说。周穆王是西周王朝第五代国王，据《穆天子传》记载，他在公元前964年带领一支庞大的乐队，经河西走廊来到中亚的“玄池”，向当地的部落酋长展示了规模盛大、持续三日的音乐演出，是谓“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是日乐池”（《穆天子传》卷二）。这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我国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有着久远的历史，并且从一开始就和君主的对外政治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从散见于各种典籍中的历史记载来看，我国古代表演艺术主要有着境内传播和境外传播这两种对外传播模式。境内传播就是通过“乐宴来使”等方式，使得来到中国的域外人士观摩、学习和认知中国表演艺术，进而将中国表演艺术带回自己的国度；境外传播就是通过“外派使臣”等方式，将中国表演艺术带至域外，从而实现传播的效果。这一来一往的传播之中，都带有较为明显的政治特征。 　　（一）境内传播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国力昌盛，加之从中土通往中亚乃至西亚的“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中国与西域诸国之间往来频繁，这一时期的跨地域艺术交流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民间流行乐舞百戏，也称“散乐”，是一种包括了杂技、武术、魔术、角斗、音乐、舞蹈和滑稽表演等多种形式的串演。这种表演艺术形式深受外国使者的喜爱，汉朝统治者也经常举办十分盛大的演出招待外国来使，以展示中国的繁盛和富裕。欧阳询《艺文类聚》引《汉武故事》说：“未央庭中，设角抵戏，享外国，三百里内观，角抵者，使角力相触也，其云雨雷电，无异于真，画地为川，聚石成山，倏忽变化，无所不为。”所捕述的就是汉武帝时期为招待外宾而举行的一次演出。 　　“乐宴来使”盛大之极，当属隋炀帝。隋炀帝爱好乐舞，又好大喜功，他“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隋书?音乐志》）以实力雄厚的宫廷乐舞团队为基础，经常向西域来的使者展示盛大的表演场面。据《资治通鉴》记载，“（隋炀）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丁丑，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绵延五千步的戏场，通宵达旦的整月演出，仅乐器演奏者就有一万多人，可见演出规模之大，使得西域客人看到如此盛景之后纷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隋炀帝这样做的目的，即在于“以示中国之盛”（《隋书?裴矩传》）。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有着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实力。这种国家实力，不仅仅是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力量，而且还包括文化影响力，亦即使一种发展程度较高的文化自然流向另一种发展程度较低的文化的力量。正因为此，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纷纷派出众多的使臣、留学生和学问僧来中国访问和学习。唐朝政府不仅以歌舞盛会招待他们，还为他们提供学习中国文化艺术的机会。以日本为例，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在学习中国汉字、儒学和佛教的过程中，也使中国表演艺术在日本得到了一定的传播。现存日本的一件唐代弹弓上，就有漆绘图案反映了当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