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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遇刺疑案破解
第 PAGE 8 頁,共 NUMPAGES 8 頁袁世凯遇刺疑案破解 案发地三顺茶馆最新发现的老照片和文字报道澄清了1912年刺杀袁世凯未遂事件的诸多疑团:刺杀地点并非是在东华门大街,也不完全是在东安门大街,而是在后者跟王府井大街交叉的丁字街口;确定“三顺茶馆”是真正的刺杀地点,炸弹不是直接从茶馆里扔出来的,而是刺杀者跑出茶馆后扔的。■刺杀背景北京的革命党人在1912年1月16日用炸弹刺杀袁世凯未遂,这个事件从客观上帮助袁世凯坐稳了清内阁总理大臣的位子,并且后来直接导致了南北议和的告成和袁世凯从清政府的总理大臣直接变身为首届民国政府的大总统。■作者简介本文作者沈弘先生曾是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现为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在到世界各地访问和讲学之余,遍访波士顿、牛津、芝加哥、多伦多、伦敦等地的大学和公共图书馆,收集到不少有关近代中国的老照片老画片,其中大部分都是国内难得一见的珍贵史料。沈弘教授陆续对这些老照片进行整理、研究,国内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成果深感兴趣,读者读后相信也会有不少新的启迪。■一则简短报道或一张历史照片就能解决历史的难题我们在阅读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时候,经常会留下一些遗憾。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文字狱”问题,清末民国初的众多中文史料,尤其是官方的史料,或多或少地经过了篡改,以至于给后人留下了众多前后矛盾,悬而未决的疑案。另外,中文史料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作者对于具体的事件及其发生的前因后果和各类细节的准确性关注不够。往往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正史中会避而不谈,而在野史中即使能够找到,也往往是众说纷纭,各种说法相距甚远,因而可信度也就大大地降低。然而值得庆幸的是,那些被中文作者所忽略或回避的历史事件,往往会有当时在华的西方人关注和记录。除了传教士、外交官和政府部门的外国顾问和专家之外,欧美各国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还向中国派遣常驻的记者,对于各类重大事件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这些西文史料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特别关注事件的背景和各种细节。除了文字报道之外,还往往配有相关的照片来进行补充。于是这些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便成为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参照物。许多令历史学家纠缠不清的问题,往往用一则简短的新闻报道或一张客观记录事实真相的历史照片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即使是陶菊隐的叙述,其具体细节也未必是准确无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1912年1月16日,北京的革命党人用炸弹刺杀袁世凯未遂的事件。令人困惑的是,在国内许多的历史教科书里却没有关于这一重大事件的记载。像张宪文教授领衔的四卷本《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这样的煌煌巨著中,我们根本就找不到有关这个事件一星半点的记载。就连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侯宜杰的《袁世凯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里对于跟袁世凯性命攸关的这次事件居然也是未置一词。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中文书中完全找不到有关记载,但即便能够找到相关报道,它们也往往只是三言两语,而且在细节上还有很多矛盾和错误。最容易找到的材料当然就是通过网络和媒体。在一篇题为《北京动物园历史》的网络文章中提到了这次刺杀袁世凯未遂的事件:1912年1月6日,在北京东华门大街欲炸袁世凯,未成。被捕时在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三人身上查出用蒲叶包裹着的炸弹。袁世凯令营务处陆建章采用电刑逼供,要三人招供同伙及指使者。杨、张、黄三烈士坚贞不屈,慷慨激昂,严斥“袁世凯是窃国大盗,国人恨之,炸袁出自爱国热情,要杀便杀,别无他说。”陆用尽酷刑,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口供,只得将三烈士处以死刑。1月19日晚,陆下令以棉花裹身,浸湿煤油,将三人活活烧死。三人遇难的当天晚上,革命党人将三具尸体运走,密葬于农事试验场松林内。在这段短短的文字描述中有好几处明显的错误,如发生刺杀事件的那天不是“1月6日”,而是“1月16日”;“东华门大街”应为“东安门大街”;处死三烈士的那天应为“1月17日”,而非“1月19日”。在正式出版的书籍中,我们可以找到略微具体一点的描述。例如在由王钦祥和宰学明合著的《袁世凯全传》(青岛出版社,1998年)中,我们获知了有关刺杀行动的更多信息:1912年1月16日,革命党人分组布置在袁世凯去故宫的路旁。上午近12点,袁世凯乘双套马车由卫队保护着出了东华门,行至东华门大街时,突然从酒楼上飞出三颗炸弹,“轰轰”两声巨响——有一颗未炸,护卫管带袁金标当场被炸死,双套马车的两匹马也被炸伤,但是,袁世凯却毫发未损。在卫兵的簇拥下,急忙逃走。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等10人被捕。17日,袁世凯下令将张、黄、杨三人杀害,其余七人因无证据被保释。(第233页)此处的故事情节显然得到了充实:如跟事件有关的几个时间都定得比较准确;炸弹一共有三颗,其中还有一颗是哑弹;不仅有人被炸死,马被炸伤,还有死人的姓名和官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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