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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模式变革与消费者保护立法中利益平衡 　　〔摘要〕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经历着由“单一的生产出口依赖”向“生产出口与内生消费并重”的模式转变，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消费社会的形成以及消费模式中“空间、客体、媒介及时间”等要素的变化，由此进一步引发“网络消费、非物质产品消费、信用消费以及预付式消费”等新型消费模式的出现。消费模式变革将对消费者保护立法中原本相对平衡的利益格局产生冲击，造成利益失衡并产生新的消费者问题。消费者保护法之重构，乃是对消费模式变革冲击下已失衡的利益格局进行重新平衡，而利益平衡中消费者保护法重构的基本进路将围绕着新型消费者保护立法的制定，新型消费者权利、新型经营者义务和介入消费活动的新型公权力之出现，固有消费者权利、经营者义务和公权力的变化以及对基本消费概念的重新解释等内容来展开。 　　〔关键词〕消费模式变革；消费者保护；利益平衡；法律重构 　　中图分类号：D9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4）05-0081-06 　　2014年3月15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正式施行。《消法》的修改以及消费者保护相关法律制度之完善，本身便是对消费模式变革冲击下已显失衡的利益格局进行制度性调整的过程，而调整后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实现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新的利益平衡。当然，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乃是由多个法律部门所组成的 　　中国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并日臻完善，这一法律体系是以《消法》为基础，以《产品质量法》与食品、药品、农产品、金融产品等特定产品的行业管理法为重点法律部门，兼及网络消费、信用消费以及预付式消费等特殊消费形式的立法，附之以广告、价格、标准化等相关领域管理法为辅助，最终形成了中国的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体系。 　　一、消费模式变革之背景分析――社会转型与消费社会塑造中的制度需求 　　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是一部社会变迁的进步史，社会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转型就是社会变迁当中的关键一步，而从原有的发展轨道进入到新的发展轨道是转型的核心内容。社会转型， 　　广义上的社会转型，还包括革命意义上的社会形态转变。革命当然会导致价值观念、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政府政策以及社会政治领导层迅速、彻底、剧烈的转变，但其与改革式的社会变革还是具有显著的差别。此外，社会变革也暗含着变化的方向，及社会是朝着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更多平等、社会和政治参与日益扩大的方向发展的变化，而朝相反方向发展的温和变化只能称之为“巩固”。是指那些在速度、范围和程度上受到一定限制的社会中的经济结构、文化形态及制度体系等方面发生的渐进性而又深刻变化的过程；之于当代中国社会而言，社会变革乃是强调中国社会的结构秩序与发展方式的渐进性调整和完善[1]。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变革的表征也不仅仅是众多经济数据上的变动，还应包括作为社会结构框架的“制度式”转变，即使社会变革的动力是由重大技术创新带来的，每个社会在采用这种技术时必须调整现有的制度结构，这意味着社会变革中必须经历的重要一环――新制度的产生和旧制度的逐渐淘汰[2]。 　　当代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引发了经济系统的深刻变化，而经济变化又造就了政治系统范畴内利益结构、阶层状况、文化心理、政府职能的新局面。同时，中国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实践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在政治稳定前提下的全面制度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潜在含义在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制度是逐渐建立并系统化的，制度化的过程本身便是逐渐消除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原有制度，建立新的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相吻合的制度[3]。 　　在社会转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单一的生产出口型转变为与生产出口与内生消费并重型――也是社会转型中新一轮的变革形态。而伴随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对“消费”的经济职能之重新定位，消费俨然成为社会生产与民众生活的动力与目标，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也表现出一种以消费为本位的社会形态――消费社会；可以肯定，中国的“消费社会”也在形成和塑造之中[4]。处于社会变革中的当代中国已经充分认识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 　　自“十二五规划”发布以来，中国在“经济增长方式与促进消费”的政策定位上的转变尤为明显。其中，“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并将“增强和释放居民消费能力、做大国内市场规模”作为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此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将“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原则；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报告进一步重申“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而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明确将“增强内需拉动经济的主引擎作用”作为年度工作的重点。传统消费模式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