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奈何的俞平伯[权威资料].docVIP

无可奈何的俞平伯 　　俞平伯的外孙韦柰兄，去年出版了一本新书《旧时月色──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中国华侨出版社），读后倍感亲切。 　　书内有一段话特别提到笔者，讲的是1986年俞平伯来香港讲学的事。原文如下： 　　他第二次演说《红楼梦》是在1986年11月19日至25五日在香港。大力促成此事的，是香港著名作家潘耀明（彦火）。他与外祖父的交往始于20世纪70年代。外祖父喜他的为人，也喜他的才气，常夸奖他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青年。在潘耀明迁居太古城时，外祖父曾书“既醉情拈杯酒绿，迟归喜遇碗灯红”联赠他。1986年3月，一次闲谈中，外祖父回忆起他20年代经香港去美国的事，言谈中流露出对香港的怀念。由此，潘耀明产生了让老人重莅香港的念头，并即刻着手筹划，终获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香港三联书店之邀。 　　韦柰上述的话，谈到笔者的地方，不免有谬赞之嫌！在大师面前，笔者只是一个小学生而已。承俞老不弃，引为忘年交，反而感到惶惶不安。 　　倒是为了实现老人家来香港的夙愿，笔者曾经多方奔走，终于促成俞老香港之行，可谓香港文坛盛事。 　　俞平伯是红学大师，1953年在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后，从此在文坛消失了四分之一世纪。他出师早，年轻时已才学九斗，一个20岁出头的毛头小子，写了一部洋洋洒洒的《红楼梦辨》，上世纪50年代便受到大批判。从此不在公开场合谈《红楼梦》，不知者以为他已与《红楼梦》绝缘。其实不然，他私下还是悄悄地钻研。 　　迄到1986年1月20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的庆祝会上，他整理了《一九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和旧作《评〈好了歌〉》作为大会发言。在《一九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一文中，他提出对《红楼梦》研究工作的三点见解，很有见地，令人刮目相看。 　　他的意见简括如下： 　　一、《红楼梦》可以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文艺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今后似应从文、哲两方面加以探讨。 　　二、应当怎样读《红楼梦》呢？只读白文，未免孤陋寡闻;博览群书，又感迷失路途。摈而勿读与钻牛角尖，殆两失之。为今之计，似宜编一“入门”“概论”之类，俾众易明，不更旁求冥索，于爱读是书者或不无小补。 　　三、本书虽是杰作，终未完篇;若推崇过高，则离大众愈远，曲为比附则真赏愈迷，良为无益。这或由于过分热情之故。如能把距离放远些，或从另一角度来看，则可避免许多烟雾，而《红楼梦》的真相亦可以稍稍澄清了。 　　俞平伯以上三点心得，可谓微言大义，对研究和爱好《红楼梦》者，无不有启发性。 　　1986年俞平伯老应邀莅临香港，引起轰动。他在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的讲题是《索隐派与自传说闲评》。 　　他在演说中，一语道破了“红学”研究存在的弊病。他指出： 　　《红楼梦》是小说，这一点大家好像都不怀疑，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两派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像考古学家那样，敲敲打打，似乎非如此便不能过瘾，就会贬低了《红楼梦》的身价。其实这种作法，都出自一个误会，那就是钻牛角尖。结果非但不能有更深一步的研究，反而把自己也给弄糊涂了。 　　晚年的俞平伯，身体力行，已跳出之前研究的窠臼，反对敲敲打打、钻牛角尖，而是把《红楼梦》当作小说看待，从文史哲的角度来研究和评断。这是他对红学研究的新了悟。 　　说起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有一段令人唏嘘的故事。俞平伯曾自况自喻地说：“我仅是读过《红楼梦》而已，且当年提及‘红学’，只是一种笑谈，哪想后来竟认真起来。” 　　记得俞平伯的妻舅许宝?Y，曾撰文介绍俞平伯的处女作《红楼梦辨》原稿失而复得的曲折经过，时值年富力健的俞平伯，历时三个月写完了《红楼梦辨》，“兴冲冲地抱着一捆红格纸上誊写清楚的原稿，出门去看朋友（也可能就是到出版商家去交稿）。傍晚回家时，只见神情发愣，仿若有所失。哪知竟真的是有所失――稿子丢了！原来是雇乘黄包车，把纸卷放在座位上忘了拿，等到想起去追，车已远去，无处可寻了。俞平伯夫妇木然相对，心里别提有多别扭了。偏偏事有凑巧，过了几天，顾颉刚先生（或是朱自清）来信，说他一日在马路上看见一个收旧货的鼓儿担上赫然放着一堆文稿，不免走近去瞧，竟然就是‘大作’。他惊诧之下，便花了点小钱收买回来。于是‘完璧归赵’。” 　　俞平伯忆及此事，感慨良多，他曾对韦柰说：“若此稿找不到，我是绝没有勇气重写的，也许会就此将对《红楼梦》的研究搁置。” 　　假如俞平伯失去了稿件，假如他没有出版《红楼梦辨》，就不会发生1954年批判他的红学研究，“文革”也不会被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