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王海明先生在北京燕山大酒店宏智企业文化研讨.docVIP

2000年4月王海明先生在北京燕山大酒店宏智企业文化研讨会上所言的“中国没有企业文化”，显然是激愤之语，假若要更精确地表达，那应该是“中国没有先进、独立、具备足够的高度和尊严、能够切实推进企业与社会提升和发展的企业文化”。但如果把企业的作为都打上文化的标签，由此宣称中国企业文化异常发达，则也无不可，以中国之大，企业之多，企业文化不可能没有，事实上早已泛滥成灾。不过在这样的“企业文化”语境下，中国企业文化难逃以下七宗罪：一、偶像崇拜中国历来就不乏狂热的偶像崇拜者，现在更以追星族的面目茁壮成长，遍地开花，连四五六流的球星歌星影星都轻易能吸引一批粉丝，何况这些球星歌星影星们的老板，所谓“企业家”。如果说对星星们的追捧可能不仅没有物质上的回报，相反还要贴进大把银子，那么对企业家的追捧就明显有物质上的诉求了――不是妄想有朝一日拥有偶像的物质财富和由此带来的权力，就是直接通过追捧以求获取赏赐。因此与偶像崇拜相配套的，便是势利的吹鼓手和托儿，两者一拍即合，联袂掀起了造神运动新高潮。偶像崇拜的形式最普遍地表现为帝王崇拜。“王者”、“霸气”成了企业文化的“主旋律”，隐晦一点的以企业为主体，干脆一些的便直接以企业家为主角，乔装打扮之余，粉墨登场之后，一般而言再辅以行业为经、地域为纬，经天纬地的“打造XX之王”、“成就XX霸业”遂成为常规的企业文化口号。帝王崇拜之盛行，连职业经理人也要冠以“打工皇帝”、“打工皇后”之冠冕而趾高气昂地出来挥斥方遒、傲视众生。因此从狭义的企业文化来说，当前中国的企业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造神文化。可悲的是，正如雷颐先生所揭示的那样：“那种横扫一切、建功立业的霸道和浪漫，与‘平时’的平庸、刻板和沉闷迥然不同，对热血方刚、充满英雄情怀和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见《致命的诱惑：法西斯主义理论剖析》，2005年6月3日《南风窗》）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教授在评论CCTV新大楼时说：“央视新址仅仅是这个挥霍时代的一个代表而已，它看上去极现代，但不具有现代建筑的本质，徒有其表而已。如果没有现代精神，实际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这种意识再与横行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相杂交，生出了一个个城市景观的怪胎。”（见《中国青年报》2004年10月13日董月玲文）实际上类似问题又何止局限在建筑方面？“企业”和“企业家”不也正是这样吗？从宏智科技和其他这块土地上的众多企业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企业管理者貌似现代实质不然，有的企业管理者则连貌似现代都不屑去包装包装。企业文化中的偶像崇拜，本质上是对金钱所带来的权势的崇拜。而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告诉我们：崇拜权势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是牢狱和奴隶时代的遗迹。二、欺诈因为事实上谁也不可能变身为神，谁也没有资格充当别人顶礼膜拜的偶像，所以造神运动和偶像崇拜必然导致欺诈与愚弄的泛滥。我曾在《宏智》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企业管理者的行为能力是最大的企业文化”。讲得天花乱坠、写得妙笔生花固然也是一种“行为能力”，但最后真正其决定作用的“行为能力”还在于企业实践中的所作所为。不过令人扼腕的事实是，仅仅前一种“行为能力”，就足够让中国的大多数企业文化“风生水起”了。应该说，中国企业大多对具有“中国特色”之“宣传”精髓的掌握可谓驾轻就熟、炉火纯青。宣传离不开“文人”，当然，“企业家” 有时候本身也可以是“文人”，拥有或者自认为拥有较好文笔的“企业家”一方面往往瞧不起“文人”，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以“文人”自诩――窃以为这点很可能要归功于很多企业家的共同偶像，或许这也是所谓伟人风范。鲁迅在《同意和解释》和《宣传与做戏》两篇文章中，曾提及当官的对文人的四个要求：一是“同意”，当官的所有理论、决策、口号、演讲，文人必须无条件地拥护；二是“解释”，光拥护还不够，还要发挥自己所长，使之理论化、合法化、深刻化和学术化；三是“宣传”，把优化后的领导精神加以宣传和推广，让它能惠泽愚民；四是“做戏”，统治者对于自己的话可能自己都不相信，也明白文人内心更未必真信，那么做戏就成了必要的功课――把上述“当官的”置换成“企业”，把“文人”置换为“文化”，则同样完全成立。中国的企业文化最常干的不就这四方面的活吗？当然，企业文化依附于企业本身，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只能是企业甚或只是所谓“企业家”的“帮忙”或者“帮闲”，特别是在企业家如此理解和定位“企业文化”的时候。“文化”在很多“企业文化”里边的角色定位，说白了就是欺诈过程中一门叫做“花言巧语”的工序和技术，几近于大白话“忽悠”。至于中国企业文化之重要内容的“宣传”，其中有多少是对员工、对客户、对消费者的欺诈和愚弄，案例之多已然让人麻木不仁。日前三鹿、蒙牛、伊利的毒奶丑闻中，被网民恶搞的相关广告语句句都是新鲜标本。“欺”和“诈”是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