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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奇幻之美 述凄迷之情 ——读《聊斋志异》后感 中国古代的文言小说从魏晋六朝以来就开始有了谈狐论鬼的情节，到了唐代，大量短篇传奇将小说推向一个高峰。然而，自宋元以后，文言短篇小说就一直在走下坡路，直到《聊斋志异》的出现,才又重新焕发出生机.初读聊斋志异是初中的时候，更早些时候看国电视剧，当时只是觉得十分有趣,妖狐鬼怪的频频出场使故事格外活泼生动，随着年龄的增长。再读却另有一番体会。 《聊斋志异》这部小说不仅在当时的国内是家家有之，人人阅之，并且在国外的影响也颇为可观，自十九世纪有个叫艾伦的人将它翻译成英文以来，在全世界它已有了近20钟的外文的译文，流传至今。在白话文逐渐流行的后来，它的文言小说代表性地位愈见牢固。它之所以能独领风骚，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何在呢？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思想、结构、情节、语言等因素都被作者注入了深厚的情感，使作品有了艺术的生命，为我们幻化出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在谈狐论鬼之中，作者对封建王朝黑暗统治下的社会政治、人情世态、道德伦常的悲且深的孤愤胸怀隐约可见。我们常常感叹现在的社会越来越虚伪了，现实与人们心中美好的愿望理想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不也是矛盾重重，现实与理想相差甚远，所以作者多在谈狐论鬼。很多时候，鬼狐倒比社会上的人善良单纯可爱的多了。容华绝代的婴宁、倾城之姝的白秋练、服色容光,映照四堵的云萝公主，她们纯真不俗，狂热执着，坚守远离浊世的自我空间，她们美丽善良，帮助男主人公或扬眉吐气，或科场得胜，或升官发财，她们在作者的笔下是一种理想的存在。婴宁天生爱笑，天真活泼，乃自然之子。而世俗的女子到了他笔下，要么如悍妇江城，要么如封建道德化身的邵女，都令人失望生厌。而当爱笑的婴宁；来到人间后“竟不复笑”乃至“对生零涕”，我们不禁反思，人们到底失去了什么？现实与理想到底哪一个更重要？每个人其实都会向往美好、纯真、欢乐，而在复杂的社会交往中，人们要生存，要满足自身的利益需要，就会变的虚伪、圆滑、世俗起来，前者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品质，或者可以说是人类潜意识中世世代代的追求，而后者又是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中立足的必不可少的东西，二者就如人们的左右手，砍去哪一只都会很痛苦。因此，很多人往往都在两者间苦苦徘徊挣扎着，因为与左右手不同的是，左右手可以同时存在，互相帮助协调，而大多数时候很少有人能够很好地平衡二者的关系，甚至相互辅助。作者是一位身心备受摧残的文学家，又是一位善良正直的下层文人，而现实与理想之间竟是如此的难以调和，作者对此发出了痛苦的追问，他在痛苦之中追寻着精神的超越，使其作品在整体风格上带着感伤的悲凉的意味。《聊斋志异》中数以百计的人物，无论是现实中的人还是鬼狐花妖，其性格命运都蒙上了一层或浓或淡的悲剧色彩和感伤意味。《张鸿渐》中的主人公因激于义而为范生之冤代笔起草诉词，结果被封建官府逼得逃亡在外，不得不抛妻弃子，十余年历尽磨难；还有更多的是才智、品冠过人，而道路艰巨，命运偃窘的知识分子，他们或“文章辞赋，冠绝当时”，或才华出众，文才斐然，令人“击节称叹”，然而他们总是“所如不偶，困于名扬”而不得志的下层知识文人，蒲松龄的这种地位和生活境遇必然会反映到他的作品中去，浇注上浓重的感情和辛酸的血泪。他少年时代连考县、府、道三个第一，然而此后却屡屡受挫，直到五十几岁仍赴考且不中，花费大半生精力，“学而优”却“不仕”，难以实现荣华富贵的生活追求和理想抱负。久试不第而家业渐衰，社会黑暗缺乏公正廉明，一切残酷的现实都逼在他眼前，在烙于心底的痛楚、悲哀和困惑之下，在无法改变现实的条件下，他需要释放自己的心灵，自然就落笔成就了《聊斋志异》这本书，是他用以抒发转移人生和心理历程的凄凉，及对人生的一种理性的思索与追寻。它之所以具有感伤悲凉的风格，其原因就在于作者在谈狐论鬼中注入了自己郁愤不得志的情绪，此乃谓“风格既人”，而这种悲凉凄美的意境反倒构成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魅力。正如李泽厚所说的“在曲折离奇的浪漫中却具有某种感伤意绪”，正是作者创作个性的表现。《聊斋志异》中还有一个特点是将爱情这一人类最深刻、最无私、最单纯的感情作为重点描写并给予热情的赞扬歌颂。作者笔下创造了一批“痴男怨女”的形象，他们爱的深，爱的坚定执着，美好高尚，然而在与之难容的社会条件下，他们的遭遇却是如此的悲哀。孙子楚为阿宝忍巨痛“以斧自断其指”，魂化鹦鹉飞到阿宝的居所，与爱人日夕相伴，自谓“得近芳泽，于愿已足”；刘子固与阿绣相爱至深，却被活活拆散，波折层层；乔生与连城被迫冥间结合；黄生化叶才能与香玉相依为命。是啊，世俗难容这种纯真执着的“痴情人”。然而，我们又能看到作者内心中的反抗，对现实世界的忧愤情绪，作者笔下的美丽狐妖鬼怪们，她们不像凡间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