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麻衣庙在明清时期历史遭遇.docVIP

浏阳麻衣庙在明清时期历史遭遇 　　浏阳中图分类号：K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1 　　民间信仰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研究中国民间信仰的学者所关心的热点问题。其研究主题不外乎以下三项内容，即（1）加封、赐额；（2）民间信仰的“儒学化”；（3）“淫祠”的认定与禁 　　毁①。科大卫、日本学者井上彻分别对嘉靖初年魏校打击、毁禁广东地方“淫祠”的活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②。蒋竹山的《汤斌禁毁五通神――清初政治菁英打击通俗文化的个案》一文，很好地还原 　　、分析了康熙年间江苏巡抚汤斌打压苏州等地的五通神这一历史事件③。先前的研究为我们这些后学晚辈提供很好的研究范例，本文将介绍浏阳县东郭麻衣庙的故事。 　　浏阳东郭麻衣庙，不知何时所建。所祀麻衣之神，传说当地人挖掘莲花塘，发现枯骨一副，其夜晚枯骨托梦说：“以父母未葬，负尸死此”④，众人遂立祀之。每年七月十二日，百姓不论老幼都“披麻 　　衣、执麻引”，列队迎接麻衣之神。这种行为，在讲究人伦道德的儒家眼里，自然属于“非礼”之举。而以儒家意识形态为指导的官方，肯定是要对其出手的。 　　在明代嘉靖年间，时任知县的苏志皋就认定麻衣庙为“淫祠”，禁止民间的这种“非礼”的行为。按照史料的记载，在当时的浏阳县，被禁毁的还有南市的水南庙、北门外的东岳庙、南门内的玉池庙。 　　这次行动，需要联系当时大的历史背景来加以理解。根据朱海滨的研究，明代中期朝廷的祭祀政策，出现了儒教原理主义复活的态势⑤。就嘉靖年间而言，以“大礼议”事件为标志，朝廷进行了大规模 　　的礼制改革，改革的取向是企图向洪武三年（1370）的制度回归。而洪武三年的祭祀政策主要是由两个包涵着浓重的原理主义意味的文件构成，即 “神号改正诏”、“禁淫祠制”。中央朝廷祭祀政策的 　　变化，体现在浏阳就是对麻衣庙等的禁毁。 　　苏志皋对麻衣庙的禁毁，只取得短期效果，并未根治。很快，民间对麻衣之神的信仰又活跃起来。顺治十八年（1661），江都人韩?任浏阳县知县，起初他并未留意麻衣庙。三年之后，他开始注意到浏 　　阳当地在每年七月十二日百姓皆穿麻衣，于是“骇而询之”⑥，有人告诉他说是因为麻衣之神的缘故。从这个“骇”字，我们可以看出他当时对于此事的惊讶、吃惊。随即他又“某私心窃喜，百姓知有 　　孝子，则教化易兴”⑦。他认为老百姓了解孝道，懂得祭祀孝子，那么在浏阳百姓中推行儒家的道德教化应该是很容易的。此时，他并未把麻衣庙当作“淫祠”，但同时他也认为，以披麻戴孝的方式来 　　敬麻衣之神是不合乎礼制的。他讲道“惜所以敬孝子者，适足累孝子以非礼也”⑧，用这种方式来敬麻衣神（孝子）看似是敬重，其实是让神明担了非礼的罪名。为此，他作一篇《祭杨孝子文》⑨，写 　　给麻衣之神。他在文中提出了他对麻衣庙的整改意见，以素服易麻衣，改庙额为孝子庙，改麻衣之神称为孝子之神。同时他在文章结尾写到，“孝子足以风世，虽有奉天子之命毁淫祠，不得执麻衣之神 　　非礼之说以议之矣。”⑩他认为麻衣神的前身作为一位孝子，可以作为一个遵守孝道的榜样来教化现在的民众，不能因为一些不合礼制的行为将其列为“淫祠”，而加以禁毁。韩?的办法是用儒家的意 　　识形态收编麻衣庙，把麻衣庙改为孝子庙，以期移风易俗、教化百姓。 　　到了乾隆年间，麻衣庙（孝子庙）在当时俗称为孝仙庙。“孝子”与“孝仙”虽一字之差，却存在着人与神仙的距离。乾隆五十一年（1786），赵嘉程由临湘回任浏阳，特别灵异的孝仙庙引起了他的注 　　意。此时麻衣神（孝仙）的信仰崇拜已不限于东郭一隅，已传播到了县北，“是以邑东之庙焕然一新，北乡亦崇祠森立”。同时，麻衣神（孝子、孝仙）的崇拜已不仅仅局限于麻衣神本身，对其父母、 　　子孙、甚至仆人都已塑像立身。更让赵嘉程深恶痛绝的是庙里的女巫神汉，“附神妇人称乾女，能通神”他认为“更有乾女能医、愚夫降龟之事，乱风俗坏人心，莫为此最”。赵嘉程决定采取强硬的手 　　段打击麻衣神（孝仙）的信仰活动。“亟将降神之人械示庙门，并揭示晓谕严禁香火，即是对巫婆神汉进行抓捕，且在庙门口示众，并张贴文告严禁孝仙庙的崇拜活动。另外，为防止其死灰复燃，将孝 　　仙庙改建为文昌宫，改祀文昌帝君，其原有的田产、香火等财产全数由文昌祠会管理，并刻石记载事情的来龙去脉。 　　对麻衣庙（孝仙庙）的禁毁，有赵嘉程个人作风强悍的方面，嘉庆《浏阳县志》称其：“性严正、有威、寡言笑，时人比之包公铁面”。另外，需要提及的是，恰在同年的湖南乡试中，浏阳士子刘运际 　　中举，打破了自从乾隆三十年（1765）以来浏阳县二十余年无人考中举人的记录。这种巧合，绝妙地暗示了赵嘉程禁毁麻衣神、改祀掌管读书人功名禄位的文昌神做法的正确性。赵程嘉卸任之后，仍有 　　人试图恢复麻衣庙，随即被当地绅士及官方所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