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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西医差异看中国法律之未来走向陆青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职工号：0010133 联系方式： HYPERLINK mailto:luqing810903@ luqing810903@中西医比较本学期，有幸聆听余老师的“医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受益匪浅。在介绍医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余老师更多介绍了西医的历史演变过程，其中穿插介绍了一些中医的相关内容。在我看来，西医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从经验到理性，并逐步科学化、现代化的过程。课堂上讲到的很多医学技术，已做的越来越精致。对比西医，个人感觉，中医的发展就相对迟缓，甚至连能不能说成是一门科学都打了问号。通过学习，我觉得中西医之间存在着如下根本的差异：西医讲究工具理性，中医着重经验总结与其它现代科学一样，西医的发展同样受到了笛卡尔范式下的工具理性理念的影响。强调通过理性分析的方式，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或化学配方进行诊断。而中医则更多的是靠一种经验的总结。比如刮痧的方式，很难说它究竟运用了什么科学机理，但对于中暑确也常常有效。更不要说很多药物的功效，大多是靠先人的亲身体验得出的结论。西医关注身体，中医关注生命西医将人认为是各个细胞器官所合成，因此治病和修理机器相近。要针对具体的身体部位，采取专门的应对方式。西医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到，解剖和手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医强调生命是动态运行和不可分的，需要综合分析病情才能下药。其实，看一下医院的配置，就很明朗了。西医里区分消化科、五官科、呼吸科等等，中医则不分这些科类，就一个中医门诊。西医的根本方法是静态的，数字化的，中医则是动态的，内在化的西医在根本方法上是静态的，数字化的，强调药物的作用和外力的影响。中医则关注人的生命的动态运作，将人作为一个整体循环的过程去研究，力求“通宇宙生命于一体”。所以强调把脉、针灸，强调呼吸、血液循环和消化，强调食疗和强身健体等等。这些并不是说中西医之间没有接近和可交流的地方，但不得不承认，中西医之间存在着体系上文化上的根本差异。近现代以来，中国在对中西医的态度上，似乎比较青睐于西医。现在的医院中也基本上是按照西医的理念和方法在配置和运作，人们对于西医的接受似乎也没有太多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近年来，对中医也开始越来越关注其合理的地方，时下新潮的养生热就是一个例证。中国法律的转型困境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律，尤其是民商法，一直是在不断的继受西方的现代法律。由于政治经济上的需求和法律制度空缺等深层次原因，司法改革更多地停留在对外国法的借鉴和选择性地（主动甚至被动地）接受上。但存在（法律）文化差异的法律移植随着时间和实践的纵深化正浮现出种种“水土不服”的现象来。同时，不断成形和成熟的本国法治也日益体现出与他国法（即使是某一制度的原有继受国）之间的种种差异。当前的法治发展正从简单的制度建设（包括相关法律制度的从有到无、从分散到系统，法律机构的健全、法律人才的培养等）扩散到更为深入的制度理念、价值取向领域。由此，司法改革需要面对的问题同样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司法独立、司法效率、司法公信力、司法腐败、司法资源配置、司法权的国家化和地方化、司法和民意等等深层次问题，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如何正确看待西方法律，包括其背后的法治理念，直接影响着未来中国法律的发展。面对中国法律发展的转型困境，我个人觉得，法学界存在着两种根本性发展思路：一种我把它理解为找“法先生”的“中国袍”。这种思路并不是否定法治与中国国情的脱离，而是试图在比较借鉴的过程中量身定做 “中国袍”。实际上可以发现，即使是在所谓的“资本主义法治”，在具体法律制度上都可能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比如针对同性婚姻的认可与否、死刑的存废、法典式或者分散式，都与一个国家本身的法律文化，人们的意识形态等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个民族的思维形式影响着它对法律的表达”。因此，这种观点在提倡拿来主义的同时，主张有意识地、有选择地吸收借鉴，而非简单的照搬照抄。另一种我把它理解为找“马先生”和“孔先生”的“法袍”。这种思路强调要从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体制需求出发，强调中国法治必须 “支撑并受制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研究中国现实，解决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说白了，就是要为社会主义（“马先生”）和传统市民社会（“孔先生”，当然是专指传统文化包括法律文化中精华部分）穿上“法袍”。正如苏力同志所讲，“诸如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仲裁、社区建设、综合治理、普法教育，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等，只要能够回答中国的规则性治理（法治）问题，并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就都是中国法治得以实现的重要形式。” 以上两种思路都主张转型期法治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有国情的结合，在特定的语境下，甚至存在着许多共通之处。但由于研究视角和侧重点的不同，对相应的改革现状的评价和改革未来的勾画存在着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