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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学创作中“理”大于“情” 　　摘要：文学创作中有两大要素，一个是“情”，一个是“理”。文学作品是作家饱含激情的产物，情感是推动文学创作的动力，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意”，陆机的《文赋》也说：“诗缘情而绮靡”。这说明在文学创作中情感是极其重要的。文学创作中的“情”，是感性的，显性特征较明显。“理”是理性的，更多是对生活和人生的体悟与认识，对宇宙的万事万物的思考，具有隐性特征，这正是所谓的“体匿性存”。所以我们在文学作品中较容易感受到作家和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情感，容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但是我认为在创作中，很多时候看似是作家情感激荡、沉郁顿挫、多愁善感、“情动而言形”的创作，实际上是作家对“理”进行了有意的建构，最终体现出的“理”大于“情”的倾向。 　　关键词：文学创作情理 　　 　　在文学创作中，“理”是必不可少的要素。美国批评家M.H.艾布拉姆斯在《灯与镜》中写道： 　　如果仅仅描写自然事物，或者仅仅叙述自然情感，那么无论这描述如何清晰有力，都不已构成诗的最终目的和宗旨……诗的光线不仅直照，还能折射，它一边为我们照亮事物，一边还将闪耀的光芒照射在周围的一切之上…… 　　这“光芒”指的就是理性之光，文学作品中没有了理性和思想，也就没有了灵魂。情感和理性这两个要素共同孕育在文学作品的形象之中。正如黑格尔认为的“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助感性化而显现出来”。鲁迅曾指出，感情正烈的时候，反而不宜作诗，“否则锋芒太露，能把‘诗美’杀掉”。这里的“诗美”既有形式美，也有内在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最终将诗人逐出，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认为诗歌不能揭示真理。 　　《文艺报》曾刊发过《中国作家缺了什么》一文，指出中国作家的作品存在两个缺点，“其一是缺乏人文主义关怀……另一个缺陷是，作品给读者想象的空间小。”其实这两个缺陷都包含了文学创作中“理”的要素。该文的作者还引用海明威在《午后之死》中提及的“冰山原则”以进一步指出“文学作品中，文字和故事传达给读者的就是‘八分之一’，剩下的‘八分之七’则是思想性的东西，需要读者的在思考。”这里所说的“八分之一”和“八分之七”指的就是文学创作中的情理关系，显然认为“理”是大于“情”的。 　　那么在文学创作中具体是怎样体现“理”大于“情”的倾向呢？我们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分析。 　　一、从文学作品的主题来看。作者在选取主题时，并不是率性而发，而是经历了一番探寻后思考的结果。比如鲁迅在《藤野先生》在描述弃医从文经过中，我们就看到鲁迅后来作品主题的形成，就是作者经过了长久的积累而最终获得的理性的认识。这种认识过程实际包含了“理”大于“情”的倾向。杜甫沉郁顿挫主题的风格的形成，与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有着长期的感触和理解有直接关系的，主题风格固然也是长期思考而得的结果。 　　二、从叙事性文学作品的情节来看。情节的构思与人物性格的塑造也能充分体现出“理”大于“情”的创作倾向。以鲁迅作品《祝福》来分析： 　　一直到昨天遇见祥林嫂……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我正要问你一件事――”…… “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怎样回答她好呢？……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啊！地狱？”我很吃惊……。”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 　　这一段情节中，作者刻画的是祥林嫂临死前的形象。从情感角度来讲，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对祥林嫂命运的感伤和同情。但这一情节中还有更大的一个主题，就是对“我”的批判。“我”是新知识分子，我的理想和历史任务就是拯救向祥林嫂这样受苦受难的人，可是“我”面对祥林嫂时“却挡不住三句问”,“我”对“我”要拯救的对象毫不了解，而且充满了胆怯，矛盾，更是必然的采取了逃避的软弱行为。所以在这样一段情节中，我们可以充分地体会到，作者对“我”的理性批判，意义也就更深刻了。 　　三、从文学语言来看。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也是思维的结果。作家在作品中的语言运用形式也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比如在鲁迅小说《故乡》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 　　“阿！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他回过头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