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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国基因测序工厂 　　赵博文17岁那年从北京最著名的高中退学了。与许多不安分的年轻人一样，他南下到了深圳，希望在这座工厂林立的城市找一份工作。可是他想要的工作并不是站在某条流水线旁，这个天才少年的目的地是世界上最大的基因组测序中心。如今几年过去了，在由一家鞋厂翻新而成的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总部，这个21岁的年轻人正带领团队破解约2000人的基因组成――共计12万亿个DNA碱基对。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原名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它仿佛是一夜之间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冷门机构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人类及动植物DNA测序中心。2010年拿着国家开发银行15.8亿美元的贷款，华大基因购入了128台世界上最先进的DNA测序仪器，每台价值50万美元。如今的华大坐拥156台不同品牌的测序仪，输出的数据量占全球DNA数据总量的10%-20%。到目前为止，华大已完整测出了约5万人的基因组，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机构。 　　华大基因的庞大规模使中国的基因研究吸引了广泛关注。随着全基因组解读变成常规诊治的一部分，这种大规模的基因测序可能会成为中国的一个优势。DNA测序的成本正快速降低。用不了几年，想通过自己的基因预知自己健康状况的人可能会有几百万。而华大很可能会成为这种服务的供应商。 　　今年1月，华大基因宣布他们已经测出了多达90种鹰嘴豆的基因序列，不过规模庞大的科学项目不是他们唯一的工作内容。他们还提供商业测序服务，大批量解码人类基因组，客户中包括世界顶级的制药公司和大学。去年华大甚至开始在国外的科研中心建立实验室，并向这些实验室输送中国的技术员。 　　华大基因的崛起引起了不少好奇，也引发了不少担忧，原因除了其不可小觑的规模，还有他们投机主义的商业策略。华大拥有4000名员工，相当于一个中型大学，仅生物信息学一个分部就多达1000人。这些雇员中的大部分人与赵博文一样十分年轻，整个公司的平均年龄才27岁。他们的平均月薪为1500美元。 　　十年前，人类基因组计划合多国之力、耗资30亿美元，才完成了第一份人类基因组测序。之后，由于一系列创新技术的发明，一个人的基因组测序成本已下降到了今天的几千美元。但种进步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何储存、分析和善用这些数据。华大基因称，他们的机器每天生产的数据量就可达到6TB。 　　33岁的张勇是华大基因的资深研究员，他预测在接下来的10年内，个人基因组测序成本将下降到200-300美元，到时华大会成为组建“生物版谷歌”的一大力量。这个生物版谷歌会帮助我们“把全世界的生物信息整合到一起，让所有人都能获取和使用这些信息”。 　　不过，一些圈外人士却置疑华大基因是否只是生物学界的富士康――这家大型企业是iPad等产品的装配商，凑巧的是富士康规模最大、雇员约24万人的工厂也位于深圳。尽管华大基因从事的是重要的科学研究――不久前他们刚在《自然》上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测出了一种人类消化道细菌的基因序列――但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个巨型的数据生产机，而非进行原创研究、解答科学问题的研究者。 　　“华大基因的成长速度令人吃惊，”美国布罗德研究所（此研究所拥有美国最大的学术性DNA测序中心）所长埃里克?兰德尔（Eric Lander）说道，“但我觉得相比规模，研究的内容要重要得多。” 　　“别担心，开心点” 　　现年59岁的华大基因总裁汪建于1999年与现年61岁的杨焕明共同创立了这家公司。他们成功说服了当时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负责人，在当时正全力进行的测序工作中承担1%的工作量，这使得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在这项计划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2002年，华大基因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水稻（籼稻）的完整基因序列，引起了广泛关注。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研究一直是华大的重头工程：他们测出了大熊猫的基因序列，还发现了令藏族人民适应高海拔生活的基因突变。工作之余，汪建还于2010年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华大内部奉行的规则毫不拘泥于正统做法，十分随意。传统的中国研究所等级分明，讲究文凭与人脉至上，可华大却完全不同，这样的氛围使华大在许多人眼中更具谜样色彩。29岁的华大基因研究院副院长徐讯负责管理规模达1000人的生物信息研究组，他说这是华大能吸引这么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原因。“在这里你能参与很多令人兴奋激动的工作。”他说道。2010年，《自然》在一篇社论中引华大为例，置疑科学家是否真的需要攻读博士学位。徐讯就是在读博时中途退出加入华大的。他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坏学生”――对上学没有耐心，却迫不及待想要一头扎进校门外的大千世界――公司上下不但了解，也欣赏他的这一特点。 　　汪建的办公隔间在一大排蓝色小隔间的中间，从身后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见山脚下的一个建筑工地，而一封由比尔?盖茨亲笔签名的信就躺在汪建的小隔间里，上面正式公告了去年秋天就已商定的由华大和盖茨基金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