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年代京派诗歌批评意义.docVIP

论年代京派诗歌批评意义 　　摘要：相对于研究成果颇丰的小说而言，京派诗歌批评研究成果并不显著。我们从京派对美学的追求中可窥视京派诗歌批评研究有一定的价值。以梁宗岱的“纯诗”为开路先锋；探索不同价值观念的自由对话；以人性平等为基石；追求整体的审美境界的30年代京派诗歌批评为后世的诗歌研究保留了后续发展的因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京派；诗歌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1 　　京派在30年代的中国北方文坛影响深远，共同的美学追求使其具有流派特征。由于历史原因，京派研究一直处于沉寂状态，自八十年代才被研究者重视，并在国内外掀起研究热潮。从以往的研究中不难发现，研究者多侧重于小说的研究而忽视其它的文学形式。京派对“诗化”的语言和自由的追求是其整体特色，而在各种文学形式中最能体现诗化精髓的当属诗歌本身，对诗歌的批评理论则更好的诠释批评者的思想，也代表了一个流派的内在精神价值。 　　京派的诗歌批评具有多层次、立体化的特色。论及京派诗歌批评首先提及的是“纯诗”理论。它由波特莱尔、魏尔伦、马拉美、梵乐希，经过五四前辈的引进到三十年代京派梁宗岱的手中具有一定的规模，呈现出中国本土特色的“纯诗”理论。而纯诗是象征主义重要的一支，象征主义作为“纯诗”理论的大背景。师从梵乐希、瓦雷里的梁宗岱沿袭了象征主义的重要理论，专攻象征主义诗论，追求语言的暗示性。“纯诗”在三十年代成为京派诗歌创作和理论批评的立场和出发点，深深地烙上了京派诗歌理论的特点，是京派诗歌批评的基石和出发点。 　　其次，京派诗歌批评融合中西文化，在吸收西方先进的诗歌理论的基础上追求中国传统的整体诗歌审美境界。京派是一个远离政治的典型学院派，来自清华、北大的学者们在继承中国传统审美价值观的同时又接收西方先进批评理论。擅长法文诗的梁宗岱、李健吾，对英文诗有研究的叶公超、孙大雨、罗念生、周煦良、朱光潜、林徽因等都称得上专门学者，他们对哲学、文学、心理学、美学，都做过一番系统的研究，有着相近的文学旨趣和价值取向，奠定了京派诗歌批评纯文学的理论高度。再者，京派诗歌批评融汇了不同价值观念的自由对话。卞之琳在《鱼目集》出版后和李健吾展开了争论，这是一场关于诗歌创作与解读之间的自由对话。李健吾的两篇长论对包括卞之琳在内的现代诗分析至今仍是诗歌批评的重要论文。此外京派诗人和诗歌理论批评家还有一个更加畅所欲言的地方――慈惠殿3号朱光潜家的“读诗会”，这个一个自由而纯粹的文学沙龙。读诗会倡导自由言论，他们高谈阔论，互相抨击。有时由于各自所持观点不同而反唇相讥甚至大打出手，之后又如同没发生任何事情似的，这也许就是文人间的交流方式。诗歌的创作成果不是诗歌的结束而是诗歌对话、批评的开始。批评观念有区别才有发展，意见的不同才能促进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更好的发展。京派诗歌批评采取宽容的态度，重视自由、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倾听不同的声音，容许争议的存在，属于一种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同时期左翼文学的诗歌批评则是把批评变成作家的传声筒，代作家立言，为了某种需要而评论。 　　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占据上海的左翼诗人和现代诗人群与以北京为重镇的京派诗人展开了一场关于艺术与社会的无形较量。社会不可回避政治，顺应时代产生的左翼文学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一支，其指导思想与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呼应，有相应的国际背景。他们的诗歌批评强化社会使命感，强调“大我”政治抱负，把日常生活纳入政治框架之中，呼唤时代意识和使命。从左翼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提倡的大众化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左翼诗人的集体意识代替了个体意识。这种紧张而充实的革命斗争使诗人和批评家失去了思考的时间，没有思考也意味着失去了精神上的自由。左翼提倡马克思所包含的历史唯物主义，忽略了该理论中对人的自由精神的终极关怀。与此同时，上海有一群“现代派”诗人。主要学习法国后期的象征派诗歌和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形式主义。现代派的诗歌批评精神在戴望舒《现代》杂志《又关于本刊的诗》一文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诗。他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中的感受的现代的情绪。”1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现代派晦涩神秘的象征主义诗风和咏叹个人哀怨的格调再也无法适应于时代，有民族自尊心的现代派诗人放弃了艺术的纯粹追求，投入到抗日的大潮中，抒写爱国情怀。 　　在这两大诗歌批评理论包围下的京派诗歌批评面临边缘化的危机。这群校园知识分子坚持的自由主义立场已与上海这座充满“功利”气息的城市格格不入，他们更眷恋处在象牙塔中的北平高校，随着三十代北平大批知识分子的回归，北方的京派散发了新的活力。重新回归北平的京派诗人并未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中，他们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去观察、思考人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