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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散文]梁实秋与沈从文的散文篇一 : 梁实秋与沈从文的散文 第二节梁实秋与沈从文的散文 梁实秋，北京人。他的散文创作开始于20年代，1927年他编《时事新报》的《青光》副刊，有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散文，后结集为《骂人的艺术》出版。1928年10月，他在《新月》第1卷第8期上发表《论散文》一文，系统地提出过自己的散文艺术主张。但真正饮誉于散文界的是他的《雅舍小品》。1940年他在重庆以“子佳”为笔名在《星期评论》上开辟“雅舍小品”专栏，《星期评论》停刊后，他把这个专栏移至《世纪评论》上，至1947年共得34篇，1949年结集出版。他移居台湾后，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继续从事散文创作，继而有《雅舍小品》续集、三集、四集及《清华八年》《秋室杂文》《槐园梦忆》等20多种散文集问世。 梁实秋在30年代因鼓吹抽象人性论，反对文学的功利性等原因受到过鲁迅等左翼作家的尖锐批评，但梁实秋不是一个没有反帝爱国思想的人，早在1935年他就撰文批评国民党政府奉行的不抵抗政策；他曾参加慰问团亲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写过像《记张自忠将军》那样宣传爱国抗日的文章。但到入川前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剧变。他是国民党的参议员，参政会议长汪精卫投敌不仅使他愤慨，也使他感到受了愚弄；到重庆后，又目睹达官显要在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现象在官场比比皆是。于是一种由失望引起的幻灭感使这个本来就对老庄比较亲近的士大夫文人产生了思想危机，于是他转向独善其身，追求心境的平和。为了获得心理平衡，他采取“一切只要随缘”的态度来对等生活，寄情于巴山蜀水之间，以随遇而安的心态来处世，以超然的目光来审视尘世万象，《雅舍小品》中的散文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产生的。1938年12月，他在《中央日报》的《平明》副刊上发表了“编者的话”，他说：“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有的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段话在当时的文坛引起轩然大波，曾引起过文艺界的“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面对左翼人士的批判和声讨，梁实秋没有作过多的辩解和回复。《雅舍小品》可以说是他上述主张的艺术实践，或者借用台湾文学史家周锦先生的话说，《雅舍小品》正是上述主张遭到批判之后他的一种“无言的抵抗”。 “雅舍”是指梁实秋在重庆北碚与友人合住的六间陋室，是作者避乱隐居之所。《雅舍小品》的第一篇《雅舍》就描写了他当时居住的简陋屋舍。“雅舍”本无雅处，寒伧、简陋，他所住的是用青砖砌柱，黑瓦覆顶，竹篾泥灰敷墙的两间陋室。“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入夜老鼠横行，“聚蚊成雷”，“每当黄昏时候，满屋里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但作者在旅居中却颇具雅兴，为什么？只因为“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因为作者在此陋室及其周遭的景物中感悟到一种旷远、安谧与亲切，从而忘记了世事的纷扰，怡然自乐，他以超然的态度来体验生活和对待时代的同雨。文章中明显地透露出他受老庄影响而产生的超脱、旷达的心态。他在《中年》里说：“中年的妙处，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作自己所能作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他主张一切听从自然，一切随遇而安。由此他襟怀坦白，不计得失，宠辱两忘。这显然是一种遁世的士大夫心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某种体现。在《雅舍小品》中，也有许多描摹世态人情、社会风尚的篇什。他以洒脱的笔调，娓娓道来，或针砭时弊，或寄寓人生感悟，饶有趣味。《脸谱》一文借写脸来揭示人心，文中所描绘的种种脸相，生活中都不鲜见，但他借寻常生活图景而引发的主观感受，却颇能激起读者共鸣。一个人的脸无论怎样眉清目秀，但只要是“恹恹无生气”，就不会使人感到愉快；而“只要漾着充沛的活力”，那张脸即使“丑一点，黑一点，下巴长一点，鼻梁塌一点”，也都是“令人愉快的脸”。从他对生活中令人愉快的脸不多见的感叹里，折射出他对自己所生存的那个社会的遗憾之情。这篇小品最精彩的部分是对官场上那种“帘子脸”的讥讽：他们对下属“面皮绷得像一张皮鼓，脸拉得驴般长”，一旦见到上司，便“堆下笑容”，驴脸“立刻缩短，再往瘪里一缩，马上变成柿饼脸”，若是在更高的上司面前，那就“连笑容都凝结得推不下来，未开言嘴唇要抖上好一大阵，脸上作出十足的诚惶诚恐之状”。读了他的《脸谱》，我们在会心微笑之余，能不对官场人际关系的虚伪产生反感吗？《孩子》也是一篇针砭时弊之作，梁实秋对娇宠孩子的世风及其危害性，虽是以调侃的口吻加以揭露的，但他的善意与爱心溢于字里行间，读起来倍感亲切，至今仍有引人深思的艺术魅力。《狗》也写得十分精彩，它的高明之处在于作者并不把主要视角对着狗，而对着它们的主子和遭受狗害的人，写他们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