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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爱国纪念街巷 　　爱国纪念街巷是以北京城市已经存在的街道、胡同空间为基础，通过以重要爱国人物或重大爱国事件命名的方式使空间获得纪念性质。 　　在北京市域尤其是城市范围，以人物或事件命名街巷胡同的现象非常普遍，其中以人物命名更是北京街巷胡同名称来源的主要类型之一，如因高官显贵居住而命名的石大人胡同、以生意人物居住命名的赵锥子胡同、以姓氏命名的史家胡同等等，数量众多，不一而足。但是，这些街巷大多是出于空间定位与环境记忆的需要，纪念功能有限，其中只有以爱国人物或事件为主题命名的纪念街巷空间具：有广泛的城市性认同度与影响力。根据现有《北京街巷名称史话》、《北京的胡同》等相关书籍与资料的记录，目前北京的爱国纪念街巷空间共有8处，它们是文丞相胡同、张自忠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五四大街、赵登禹大街、佟麟阁街以及中山街。其中前五处位于北京旧城中的内城，除文丞相胡同外全部是城市的交通干道，后三处位于通州区的通州镇(图1)。 　　北京的爱国纪念街巷数量不多，大多形成于民国及以前，这与建国后的政策规定有关。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当时的全会有一项重要的决议，就是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京之后，不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这项政策的制定导致建国后北京再未有以人物命名的纪念街巷的出现。目前北京的爱国纪念街巷数量虽少，但其功能形态、行为模式同城市其他空间相比具有较大差异，因而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城市纪念空间。 　　具体来看，北京现有爱国纪念街巷中产生最早的是位于东城区西北部府学胡同路北的文丞相胡同，是明朝政府为了纪念元初(1283年)逝世于此的文天祥，于洪武九年(1376年)命名形成。产生最晚的是毗邻原北京大学红楼的五四大街，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文革时期，是北京唯一一处以事件命名的纪念街巷。其余6处纪念街巷都形成于民国时期，其中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爱国高级将领，他们曾经在北京参加过对日作战，赵登禹与佟麟阁将军就牺牲在1937年七?七事变的北平战场中。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临时参议会在1946年11月通过决议，将当时的铁狮子胡同改称张自忠路，北沟沿大街改称佟麟阁路，南沟沿大街改称赵登禹路，以资纪念，由当时北平市长何思源签署发布了更名命令，期间通州城内的赵登禹大街、佟麟阁街也同时命名，形成了今天北京纪念街巷的主体。 　　北京的爱国纪念街巷原本是城市公共空间的组成部分，用作城市交通、商业、集散等功能使用，最初与纪念功能无关。纪念街巷是通过命名的方式获得了纪念意义，从而进入到城市纪念空间的系统中来。具体来讲，北京爱国纪念街巷的功能、行为以及城市职能特征可以概括为街巷命名、语义想象与城市文本三个层面。 　　 　　街巷命名：纪念功能的赋予实现 　　 　　通过命名的方式赋予纪念功能，是爱国纪念街巷独具特色的功能机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超越物质形态的纪念实现 　　爱国纪念街巷是纪念功能的物质载体，但纪念功能实现与街巷本身的建筑形式、空间结构等具体物质形态缺乏必然联系，街巷道路在城市中的位置、道路本身的宽度、长度、形状以及周边的环境等具体情况并不对纪念功能的发挥产生明显的影响。 　　从这种角度来看，爱国纪念街巷纪念功能的实现超越了街巷本身的具体空间形态。在这里，街巷本身仅仅是纪念功能的一个空间附着物，它们提供了一种容器或者说一种定位，将与街巷空间本身联系不大的纪念功能引入到城市具体的空间中来。因此，街巷空间作为一种物质存在，也许对纪念功能的强度、效率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影响，但只要街巷命名的赋予过程一经完成，街巷空间的功能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城市的交通空间转化为城市纪念空间的组成部分，只要这种赋予状态不变，空间的纪念功能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前文中所述的张自忠路、五四大街、文丞相胡同等纪念街巷，它们与城市中的其他街巷不存在本质的差异，却区别于其他街巷道路成为城市纪念空间的一种。 　　在各爱国纪念街巷之间，街巷个体在空间形态的各个方面有所不同，但发挥着同样的城市纪念功能，这都是爱国纪念街巷的纪念功能超越具体空间形态的体现。在爱国纪念街巷空间中，纪念功能与身份的主要代表是立于街巷两端的路牌与道路两侧沿街建筑的各个门牌，它们分别标明了纪念街巷的空间范围以及空间纪念性质的连续性，成为纪念街巷的空间标识和功能提示。 　　 　　2、语义替换与政府主导 　　爱国纪念街巷的命名是一种语义上的替换。北京传统街道的名称是经过长期历史演化形成，本身包含了一定的地理与环境信息，或者与当地的地理位置、地形特征有关，或者与城市功能、历史渊源相连。经过命名以后，普通的街巷转化为爱国纪念街巷，街巷空间由原来一般的地理区域转化为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街巷名称的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许多新的非当地性的信息被植入进来。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