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钱庄罪与非罪.docVIP

地下钱庄罪与非罪 　　民间金融机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一定的准入条件，让符合条件的地下钱庄合法经营，同时将其纳入国家金融监管范围之内进行监管 　　 　　“只要给我投50万，我一个月给你7厘到8厘的利息。你什么都不用做，在家等着收钱就行。”金芮（化名）最近很是犹豫，一个来自郑州的远亲最近神秘地告诉她一个赚钱的法门。 　　若是以前，金芮一定毫不犹豫地投钱了，这个远亲用这种向亲戚、朋友借钱然后以更高的利息贷给公司的方式已经赚回了两家公司。但是最近频发的非法集资案，让金芮纠结了。这个亲戚的公司是传说中的地下钱庄吗？投钱违法吗？ 　　罪还是无罪，这是一个问题。 　　 　　地下钱庄的生存土壤 　　自诞生之日起，地下钱庄的罪与罚一直与民间金融捆绑在一起。而在全民关注的吴英案之后，人们对地下钱庄的罪与非罪又有了更多的思考。 　　作为灰色经济的一部分，地下钱庄（此处主要指民间融资机构）一直是国家打击和取缔的对象。为什么在重压之下它还能如此顽强地存在和繁荣？探寻地下钱庄的出路，得先找出其存在和繁荣的原因及其产生的社会问题。 　　实际上，作为地下钱庄历史渊源的互助会甚至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几千年来，中国官方的金融体系，跟以乡土社会为根基的民间金融体系，心照不宣又并行不悖地走在各自的道路上。民间金融依托于乡土社会，利用血缘、地缘、人缘、业缘关系来展开，有其积极的一面，而这也恰恰是地下钱庄生存的金融文化土壤。 　　地下钱庄的繁荣是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完全计划经济时代，地下钱庄没有生存的空间。而另一方面，由于金融行业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国家实行金融管制政策，金融市场一直没有放开，市场化不够。市场化的地下钱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和繁荣的。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地下钱庄的出现。可以佐证这一说法的是，凡是民间融资发达的地区，就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出，地下钱庄的繁荣是现有资本市场狭小和行政垄断的必然结果。由于金融市场既不能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也不能满足融资者的资金需求，资金的供求双方只能自己创造市场，在法律和制度的规范之外从事投融资活动。 　　因此，地下钱庄的产生是市场经济与国家金融管制政策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它门槛低，方便快捷，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另一方面，它游离于国家监管之外，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同时，大量热钱也通过地下钱庄进入中国，参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投机，对国家经济的稳定构成威胁。 　　 　　地下钱庄可能触碰哪些罪名 　　多年来，国家一直在运用行政和刑罚手段打击和取缔地下钱庄的活动。对于地下钱庄活动可能触及的罪名，京都律师事务所杨照东律师接受《方圆》采访时说，地下钱庄在经营活动中有可能涉及的罪名包括非法经营罪、高利转贷罪、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洗钱罪。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基本上只有非法经营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两罪。” 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侦监处处长助理孙雪丽告诉《方圆》记者，其中的原因既有法律层面的，也有实践层面的。比如，由于国家打击的主要是地下钱庄，而非将钱存到地下钱庄的人，因此，尽管有不少人向银行贷款后转借给地下钱庄赚取中间利差，但从未有人因此被判高利转贷罪的案例。 　　同时，由于地下钱庄的经营者不具有非法占有所吸收存款的主观目的，集资诈骗罪也很难构成。杨照东分析说，一方面，该罪的主体通常是终端用钱单位或个人，而地下钱庄主要是充当借贷中介；另一方面，现在地下钱庄的操作已经比较规范（非制度层面），要靠信用吃饭，“信誉甚至比银行还好”，诈骗的情况很少发生。不过，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告诉记者，在地下钱庄的初创期，确有地下钱庄的老板被判集资诈骗罪的案例。那时有人打着吸存放贷之名高息吸收公众存款，然后卷款而逃，最终获判此罪。 　　今年6月21日，山东枣庄滕州市检察院受理了徐庆春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一案。作为当地有名的女强人，徐庆春是滕州市几家知名大公司的会计，她还是一家会计事务所的负责人，而真正使她名声大噪的是，她向“储户”开出了每月3分到5分的高息，吸收了近6000万资金，一时之间，借钱给她的人甚至多得到了需要在她办公室排队的地步。这些吸收来的资金被她以每月一毛的利息转借给朋友周转生意，或是借给他人用来虚报注册资本。 　　“不过，徐庆春一案不具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观要件，我们仍在谈论该案的定性。去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司法解释，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观表现之一需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只有具备这一条件才可按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各类形式的经济咨询担保公司很少采取上述公开方式，大部分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