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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文学批评中情 　　摘要:刘勰的文学批评极为重视“情”,这种批评理念的形成原因有三:一是源于他多年身在佛门;二是受《诗大序》等儒家思想的影响;三是受当时重人物品鉴的时代风气的影响。 　　关键词:批评;真情;佛教;人物品鉴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31(2009)12-0108-02 　　 　　刘勰的文学批评极为重视“情”,《文心雕龙#8226;总术》称“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理,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哉!”此“情源”即《物色》的“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使心摇动的物色,产生感情,要“情晔晔而更新”,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制胜文苑。他在《诠赋》中强调:“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就是说,情思因外物而兴起,所以含义一定要明显雅正;外物通过情思来观察,所以文辞一定要巧妙艳丽。巧丽的文辞,雅正的含义,如同玉的美质和文采互相争胜。他还在《神思》中强调,优秀的作家应该做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精神靠物象来贯通,是情思变化所孕育的。他在《风骨》篇的结尾,主张作文应“情与气偕,辞共体并”,即情思和气质相配合,文辞和风格相结合。他在《定势》中还主张“绘事图素,文辞尽情”,绘画要讲究着色,文辞要尽量表达感情;“因利骋节,情采自凝”,写作应像乘势而有节度地驰骋,文情和辞采自然结合。 　　刘勰以“情”论诗,《明诗》篇认为诗歌应当“持人情性”,指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也就是说,人天生具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感情,受到外界事物的刺激,这些感情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他为了挽救当时的浮靡文风,反对光追求形式,缺乏真感情,有意避开曹丕的“诗缘情”。他赞美建安诗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赞美正始诗人“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批评晋代诗人“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批评刘宋诗歌“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刘勰以“情”论文,《情采》篇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文心雕龙#8226;体性》开篇便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现,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附外者也。”情与理是作家的感情和思想,是创作的灵魂;“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作家将真情输入作品,欣赏者通过作品领会作者深情,进而触动自身的真情。无论创作还是鉴赏都应有真情实感,只有通过真情的互动,作者和读者才能达到审美上的共鸣。刘勰认为只要作家作品表现了自己的真情实感,作品就会体现出作家的个性而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定势》篇说“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这里的情致就是个性化的情感,“因情立体”中的“情”指的就是人的内在的情性。显然,在刘勰看来,人的内心的真情实感是文学创作的驱动力,也是作品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如《文心雕龙#8226;体性》篇所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文学作品的创作时作家主体情性推动的结果。 　　在《情采》篇中,刘勰更是提出了“情者文之经”的科学命题,他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以此为标准,他还对诗人和辞赋作家的“情”进行了比较:“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他还进一步分析其形成原因:“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他还批评了后世作家“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综上所述,以“情”论文是刘勰文学批评的重要理念。而综观《文心雕龙》一书,“情”大致有三种含义:一是感情,如“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情欲信,辞欲巧”。二是情理,如:“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三是情趣,如“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 　　刘勰以“情”论文的文学批评理念的形成原因。首先,从深层次来说,刘勰以“情”论文的文学批评理念与他多年身居佛门,熟知佛教经义有关。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佛教把有意识的生命称为“有情”,世上一切有情均为因缘和合而成,若无情便无因,“有情”,梵语写作SattVa,音译萨?,亦译作众生。《唯识述记》曰:“梵音萨?,此言有情。……情者爱也,能有爱生故。”如人、狗、鬼、神等皆是。佛教把“有情”依其心态之不同而区分为“十界”,即佛、菩萨、声闻、缘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