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政局和皇甫谧之废疾.docVIP

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景蜀慧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馀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虞诩此议，西州士人咸赞同之，安定王符在《潜夫论》中即言“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也。”[7]可见凉州三辅，实为辅车相依，彼此地位都很重要。或因此故，凉州地区除了尚武之习，还有深厚的汉学渊源，是汉代学术文化的重点幅射区，而其主要之文化影响无疑来自关中三辅地区。东汉以降，河西关陇间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传》载南阳任延“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任延于两汉之交，避兵至于陇西，至光武帝建武中，出任武威太守，其到郡，“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任延之学，属正统今文学，所治《诗》、《易》、《春秋》，对陇右河西地区之学风民俗，颇具影响。尤其安定其及毗邻的陇西、武威等郡，地处河西走廊与关中三辅之间，作为中原文化流布陇右河西的重要通道，当地士人受汉代思想学术影响的程度更过他郡。[8]　　安定皇甫氏自汉以来，即以事功儒业著称于郡。皇甫谧七世祖棱，为汉度辽将军；六世祖旗，为扶风都尉；高祖节，雁门太守；从高祖规，度辽将军、护羌校尉；曾祖嵩，太尉；祖叔献, 灞陵令；父叔侯, 举孝廉。[9]其家族不仅累世以材力为名将，习兵尚武而重事功，同时又兼有累世奉儒，治正统经学之传统。《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载规于顺帝时举贤良方正，对策皆正论。以批评时事，讥刺梁冀得罪，托疾免归。在家“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馀人，积十四年”；永康元年又举贤良方正，对策有“天之于王者，如君之于臣，父之于子也。诫以灾妖，使从福祥。……願陛下暂留圣明，容受謇直，则前责可弭，后福必降”诸言。卷七一《皇甫嵩传》亦言嵩自幼“好《诗》、《书》”。分别为皇甫规和皇甫嵩所器重交好的敦煌张奂与北地傅燮等人，均有治今文经学之背景。张奂在今文经方面造诣颇深，且有所撰述创新，“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馀言，奂减为九万言。”后为宦官陷害，禁锢归田里，“闭门不出，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馀万言。”[10]傅燮为忠烈节义之士，在皇甫嵩为左中郎将讨张角时，出任其护军司马。史载其学渊源乃“少师事太尉刘宽，再举孝廉。”[11]）按刘宽为弘农华阴人，《后汉书》卷二五《刘宽传》李注引《谢承书》称：“宽少学欧阳《尚书》，京氏《易》，尤明《韩诗外传》。星官、风角[12]、算历，皆究极师法，称为通儒。未尝与人争势利也。”由此可推测，安定皇甫氏家世所治之《易》、《书》、《诗》诸经，其家法亦不会与张、傅二人之师承渊源相去太远。不过从皇甫规、张奂等人本“有兵略”，多有文章著述传世[13]，张氏又有治文字之学之家风等情形来看，其学亦已经是掺杂今古，由经学而入小学乃至诸子之学了。这当然是由时代之大背景使然。　　由于得汉学之深厚影响，加之民风敦厚朴讷，凉州学者在思想学术方面往往恪守正统儒学文化本位，当汉末新学风兴起之后，此地区仍保有浓郁的汉代旧学风气，存重节义，不染浮华，与中原地区士人的某些时尚风习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在此方面，安定王符之学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从《潜夫论》中《务本》、《遏利》、《论荣》、《考绩》诸篇文字对当时政风、士风与学风的深入批评，不难看出，厚笃务实不喜交游的西州士人，已经看到了正统经学与名教统治衰落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名实相离变化，因此站在传统的立场上，主张务本清源，而对当时许多士人不修本实，背弃儒学道德根本，以浮名交游进趋于世的行为深以为病。并非偶然的是，王符与安定皇甫氏之间，本亦因思想情感的投合而颇有交往。《后汉书》卷四九《王符传》载皇甫规解官归安定，有乡人得太守者来谒，规卧而不迎，后“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逢掖。’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此后在皇甫氏后人如皇甫嵩、谧等的许多思想主张及个性为人中，屡可以发现来自王符的影响。特别是皇甫谧的许多观念，如元气论之宇宙观及上古史观[14]、士以道贵，重贤尚能之政治思想[15]、“不好戏弄”的生活态度[16]，乃至于《针灸甲乙经》中视精通医道为忠孝之性、济拯之心的具体体现[17]、《笃终》中俭殓薄葬之后事安排[18]等等，均可见《潜夫论》中思想之痕迹。而玄晏先生守高尚之志，不肯“修名广交”，潜隐不仕之人生选择，也未必没有潜夫先生穷居著书，以处士终老之人生经历之影子。只是王符在后汉之世，尚能于“志意蕴愤”之际，放言“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