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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洲我一点家当 　　王世洲1953年6月20日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11月获得德国洪堡研究奖,成为我国首位获得此项殊荣的刑法学家。 　　 　　“从做学问来讲,刑法给我的印象深刻。刑法的体系特别严谨,在当时的法学各学科中,刑法的体系是最完整的!” 　　 　　记者(下文简称“记”):据悉您的经历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您能具体讲讲上大学之前的经历吗? 　　王世洲(下文简称“王”):我出生在福建省泉州市,小学与中学都是在那里读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我父母是中层领导干部,是“黑帮分子”,我们成为“黑帮子女”,因此不能参加红卫兵,不能跟着造反。当时,我们年龄也小,人家也不要我们,所以就在家待着,自己读书,读了很多书。但是,我慢慢地觉得生活有点无聊了,就借了初二初三的课程自学。1969年开展“上山下乡”运动,由于我们属于“黑帮子女”,很受歧视,因此就被分???到了离家很远的宁化县。当时我表现好,在当地还入了团。不过,那时对未来很迷茫,也没什么理想。 　　1972年底征兵时,我就去报名参军,当时部队有规定,25岁要么提干,要么复员。这时开始有风声说可能恢复高考,我的心里就有了新的向往。于是决定复员,户口迁回之后,我就开始了复习。 　　记:当时您选择北大、选择法律专业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王:福建省那一年是先填一次志愿,在公布分数之后,再填一次志愿。最初,我选择的是西南政法学院法学专业。后来,成绩公布了,我知道我考了全县第一,分数很高了。在第二次填报志愿时,有人就建议我报北大。我一想,北京更好玩,有长城、圆明园、故宫、颐和园等,就这样稀里糊涂就改了志愿,填了北大法律学系和世界经济专业,就这样来了北大。 　　记:您后来出国学习、研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王:研究生毕业后我就留校了。当时有个很好的项目,就是CLEEC,中文名称叫“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他们在国内各主要院校中大规模地选拔人才到美国学习,我联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 　　到了美国后,我的导师Berring教授是研究中国法的,但我还是想研究刑法。我在美国的硕士课程需要做一个课题,就选了美国经济犯罪作为题目来研究,我的美国硕士论文就是关于美国经济犯罪的。伯克利法学院的评分标准很特别:最低是Fail,最高是High Honor。我的论文得到了High Honor,这也证明北大的研究生教育是成功的。 　　记:在您这么多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你觉得自己最大的贡献在哪里? 　　王:我做了一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是否能够算贡献,只能由别人去评说了。在这里,我只想请大家注意一下我提出的一些观点,是否正确请大家批评。 　　第一,重视刑法的比较研究。无论是经济犯罪还是刑法基本理论,比较研究是推动我国法治较快发展的捷径。 　　第二,重视刑法基本概念的构造。例如,我证明了,犯罪这个概念,不是由一个概念,而是至少由两个概念组成的,一个是立法概念,一个是司法概念。例如,根据罪刑法定的要求,法律没有规定的就不是犯罪。毛主席曾说过贪污与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但是,即使在毛主席领导的时候,他也没有把浪费当做犯罪来处理。 　　第三,重视刑法理论体系的建设。多种多样的刑法概念,不能相互矛盾相互冲突,这就需要完整的体系。完整的理论体系,不仅能够避免刑法概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能够使刑法发挥更好的作用。 　　我2008年完成的对著作权刑法的全球性调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通过对亚非拉美十几个??家著作权刑法的调查,基本查清了有关情况。这本书受到了立法和行政机关的普遍好评。 　　我的研究也得到了国际同行们的高度评价。2009年底,德国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选拔委员会授予我2009年度的洪堡研究奖,这是首次授予我国刑法学工作者此项殊荣。这是洪堡基金会选拔委员会根据中国、美国、西班牙、德国等国多位著名刑法学者的联合提名做出的。 　　 　　“美国更注重经验和过程,德国更注重理论和结论。但是,从实质上看,两者又有很大的共同点,例如,都主张严格的法治,都追求完美的法治。” 　　 　　记:1988年您回国后,当时国内已经开始谈到刑法修改的问题,您参加了当时的刑法起草准备工作,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王:当时,为了修改刑法,全国人大法工委组织了一个专家小组,一共7个人,由法工委副主任高西江牵头,刑法室副主任李淳,还有徐霞负责召集。开会时,讨论的基础是高西江同志起草的稿子。当时,最困难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经济犯罪问题,罪刑法定原则的确定问题,还有刑法章节的编排问题。高西江同志是主张采纳罪刑法定原则的,在开会时多次论证,采纳罪刑法定原则不会漏掉“吞舟之鱼”。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