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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曹禺诗意创作 　　摘要：曹禺是著名的戏剧家，却又以诗人的热情拥抱现实。从《雷雨》到《王昭君》，他都在追求诗与戏剧的融合，都在追求着戏剧的诗的境界。曹禺总是带着极其丰富的想象和理想的情绪去观察和描写生活。因此,曹禺剧作往往有一种朦胧的不确定的时空感,人物的性格激烈，背景设计富于象征性，整体氛围的营造更近于诗。“诗意”一直是曹禺话剧创作所追求的审美目标。 　　关键词：曹禺诗意创作 　　曹禺是著名的戏剧家，却又以诗人的热情拥抱现实。从《雷雨》到《王昭君》，他都在追求诗与戏剧的融合，追求着戏剧诗的境界。曹禺总是带着极其丰富的想象和理想的情绪去观察和描写生活，剧情与现实的联系并不紧密，生活表现的逻辑也不严密，还常带偶然性或传奇色彩。因此，大家读曹禺剧作，往往有一种朦胧的不确定的时空感，人物的性格激烈而趋于极端，背景设计富于象征性,整体氛围的营造是更近于诗的。“诗意”一直是曹禺话剧创作所追求的审美目标。 　　“诗意创作”即“以诗写剧”,是最能体现曹禺创作个性的特点之一。就创作主体而言，曹禺多次宣称他以“诗”写“剧”。1935年4月，《雷雨》在东京首演之前，曹禺明确提出他写《雷雨》是在写一首诗的创作观念。“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①1936年1月，曹禺在《雷雨》中再次表示:保留“序幕”和“尾声”的用意，在于让观众看完戏后，心中还流荡着一种“诗样的情怀”。 　　 1956年底，《剧本》杂志记者就话剧《家》的改编采访曹禺时，曹禺表示“本想用诗的形式继续写下去，因为感到吃力，所以只写了这几段独白。”同时还提到他曾在未完成的《三人行》中尝试用诗的语言来创作剧本。② 　　1983年5月，曹禺在给蒋牧从的信中写道:“《原野》是讲人与人的极爱和极恨的感情，它是抒发一个青年作者情感的一首诗。”③ 　　如果仔细考察曹禺的戏剧作品，确实能够发现作者在这方面的良苦用心。 　　 首先，作者以诗人的心态进行戏剧创作。曹禺这样描述他创作《雷雨》时的状态:“我象个比赛前的运动员那样兴奋，从清晨钻进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10时闭馆的时候，才快快走出,夏风吹拂柳条刷刷地抚摸着我的脸，酷暑的蝉声聒噪个不停，我一点觉不出，人象沉浸在《雷雨》里。有时写得太舒畅了，又要跑出图书馆，爬上不远的土坡，在清凉的绿草上躺着，呆望着兰天白云，一回头又张望着暮霭中忽紫忽青忽而粉红的远山石塔，在迷雾中消失。”④ 　　可见，曹禺在进行戏剧创作时并不像一般的剧作家那样冷静地分析人物，理智地编排情节，而更像诗人，在真切的感受和体验中，在与对象的相互交融中去构思作品。整个创作过程为感兴、情绪所左右，贯穿其中更多的是诗人的迷狂。因而，他在创作之前不是先有一个明确的思想主题，考虑周详后进入写作，而是先有一种朦胧的、类似于诗歌的意境萦绕脑际。引发曹禺创作《雷雨》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进入写作之后，曹禺也不是“一幕一幕顺着写，而是对哪一段最有感情就先写。”⑤而《日出》的写作缘由也是先有“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这样的诗意感受，然后才由此酝酿演化为具体的人物形象。所以，《日出》发表后不久，叶圣陶便撰写了题为《其实也是诗》的文章，指出《日出》能将这种诗意内涵隐藏在文字形象之后，让读者自己在阅读过程中感悟出来，“具有这样效果的它的体裁虽是戏剧，其实也是诗。”⑥正是以诗人的情怀进行戏剧创作，不受任何固定的概念、主题、框架限制，使曹禺能够自由发挥，驰骋于自己的心田，给观众留下诗的回味和想象余地，。 　　其次，作者在创作中追求诗意的真实，以理想的情愫描写现实生活，超越了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直接表现和对时代背景的如实描写。他的作品从不以生活表层的反映为满足，而是执拗地追问问题背后潜伏的人类生活哲理。《雷雨》无意对人的非道德行为进行直接谴责，以宣扬道德是非，因果报应，而是指向更高的精神层面――生活中的人们无论怎样呼号奔走，皆逃不出自己织就的樊笼；《原野》本是一个简单的农民复仇故事，但曹禺并没有使这一题材简单化、世俗化，而是从反抗背后发现了蛰伏于农民身上的精神瘤疾和沉重的封建文化负荷。曹禺的其它剧作同样超越具体的政治、经济、道德、社会等问题的是非判断和直接诠释，而是指向整个社会及人类。 　　在曹禺前期的剧作中，我们很难看到精确的时代背景描写，作者总是有意或无意淡化政治背景，模糊处理一些历史东西。譬如《原野》，作品一直没有注明故事发生在什么年代，我们只能从剧本中多次提到“铁路”及焦阎王身着连长服的画像上隐约感觉到时代背景约为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北京人》的时代背景是抗战时期，但剧本并没有写日本侵略军，也不提抗日战争，曹禺把能表现时代特点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