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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边缘处乡村混混 　　[摘要]乡村“混混”和“灰社会”是在中国经验研究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描述性概念。从乡村治理研究实践的脉络中梳理相关文献，导引出“混混”存在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问题；通过考察陕西秦镇乡村“混混”的群像及其社会生态，本文在一般意义上探讨了地方文化与法治和乡村秩序重建之间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乡村“混混”；依法治理；乡村秩序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一、中国经验下的“灰社会”与乡村“混混” 　　 　　在西方的经验系统中，越轨(Deviance)被认为是对重要的社会规范的违犯，这种违犯常常导致社会努力去惩罚冒犯者并试图减少甚至消除那些不良行为。由越轨发展出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的概念，人们通常期望从两个方面来控制越轨行为，一是运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约束来促使人们遵从各种外在压力；二是引导人们自我激励并按照大家遵从的方式来开展自我约束行动。在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实践过程中，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越轨行为和越轨者，对于越轨者，人们称其为“混混”；至于那些富有中国特色而需要细加甄别的种种越轨行为，人们以“乡村灰色化”来指称之。无论“混混”、“灰社会”抑或“乡村灰色化”，都是描述性概念，其精确的学理意涵需要学者进行谨慎的定义。谭同学较早对上述概念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他指出，“灰社会”是一种介于正常社会与黑社会之间的社会力量性质，之所以称其为“灰社会”，是因为它虽然存在着社会失序，欺压百姓，谋取非正当利益等现象，但其组织化程度不高，至少不甚严密，也没有黑社会的“专业”分工；由此， “乡村灰色化”也就是指乡村社会受“灰社会”力量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不断增强，以至于影响到一般农民群众生产与生活秩序的社会过程。 　　乡村“混混”可以归类为灰色势力，这些人多是一些滋扰地方秩序的小流氓、二流子，从时间上推测大致崛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大多出生于农村社区，是典型的农家子弟，往往以一两个因打架斗殴而闻名乡下的狠人为核心并聚集在一起，结成松散的团伙，并活动于乡镇村社之间。吴毅对江汉平原腹地某城郊乡镇的研究表明，这些乡村“混混”被当地人称作“道上的伢们”，他们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聚合起来寻求有异于常人的谋生之道：一是聚众赌博，不仅自己赌，而且还为其他赌博者提供场所和安全保护，并从中抽头，获利不菲；二是欺行霸市，垄断赚钱行业，例如，被屠宰牲畜的“下水”有较大利润，他们便强行从屠宰户处买下来，再批发给一般商户，以赚取差价；三是擂肥、吃黑，或通过“仲裁”纠纷以及代人收帐等特殊行业而谋求不法利润，总之，“混混”在乡村社会并不少见，而且已经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黄海对湖南省北部的一个边远乡镇作了细致深入的研究，他指出，那里的乡村“混混”势力极大，连警察都怕他们三分，由于金钱开路、“混混”当家、“刁民”遍地、拳头当道等现象非常普遍，致使当地的社会治安处于一种失序状态。在某些农村地区，“混混”还拥有极大的政治能量，他们甚至能够左右选举，进而达到控制村庄的目的。一项针对浙江齐镇村委会选举过程的研究指出，制度规则与选举程序本身的缺陷、监督机制的缺乏以及选民的消极选举心理等因素共同作用，最终导致“混混”赢得了村庄选举。 　　上述研究透露出相当丰富的信息，具体而言，有如下两点值得关注：一是乡村“混混”在各地区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其存在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为此，我们需要解释其存在的制度基础与社会基础；二是在乡村治理的层面上，如何立足于地方生态来重建良性的乡村秩序。 　　 　　二、在法律边缘处：陕西秦镇的乡村“混混” 　　 　　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对淮北地区的叛乱与革命进行了深入研究，她指出，在农民社会里，人的生存如此紧密地依靠土壤和气候，以至于自然条件比起其他种种因素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地区差异往往导致了不同的传统。应该指出的是，乡村“混混”在地方政治生态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对于乡村社会的危害性及其触犯法律的尺度同样表现出了较大的区域差异性，这是由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基层政权组织工作的效率和力度等众多因素所共同型塑而成的。 　　在陕西秦镇，人们管那些乡村混混叫“歪人”或“二道毛”。“歪人”可以从道德意涵上将其理解为心术不正与行为不端之人，但对于村民来说，“歪人”更为实质的特点是不学无术、游手好闲，他们行走在法律的边缘处，大祸不闯小错不断，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党员干部都不愿意与其打交道。与“歪人”相比，“二道毛”的性质要更恶劣一些，他纠集同伙，独霸一方，习惯于“讲狠”、“斗勇”，喜欢打架斗殴，敢于“以命相搏”。当地老百姓都害怕“二道毛”，避之惟恐不及；村里的党员干部乃至乡镇干部都不敢惹“二道毛”，有时候甚至主动和他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