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民思想.docxVIP

梁启超新民思想1902年当梁撰写《新民说》的时候，群对他来说已明确地是指民族国家思想。在《新民丛报》的创刊号中，梁启超如是表达该报的宗旨：“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鼓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乎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由此可以看出，开民智、兴民权是基础，而育民德则是新民的深化，是其核心和精髓。梁启超大声疾呼：不知有公德，是中国政治不进，国运日衰的根本原因。他的《新民说》可以说就是一部“公德说”。他认为当时国民之所以麻木不仁，无视国家的兴亡，只重自身的私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的公德心不强，没有理解道德的含义和精神。梁启超说：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以成立者也。即公德是一种系带，可以把散乱的个体连系成强大的整体组织。所以，为人民大众谋权益就是公德。一个人即使具有再好的品质能力，但是若是的不到外界条件的帮助，不借助于外部因素，也很难成其大事、立大业。没有了群体的支持，自身都难以得到发展，更何谈兴旺国家。因此更进一步，梁启超提倡“群”的观念，倡导“合群”的思想。整部《新民说》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合群”的思想，论述怎样才能合群而展开的。在其《论学会》中，梁启超这样说道：“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合群是多么的重要。联系当今世界，企业单位都提倡“合作、协同”的团队精神，重视群体的力量。这其实正是梁启超所提倡的“合群“的思想。维新变法之前，梁启超四处奔走游说，积极拉拢各种力量。上至王公大臣，下到地方的开明士绅、地方大员，为维新派的壮大作乐积极的贡献。这一切的活动就是其“群”的观念的具体亲身履行。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材火焰高。“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耻以激之，惟有厉愤气以张之。”“移其营私之心，以营一大公，移其保家之心，以保一大国。”（《保国会序》）即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只有团结起来，才可能救国。合群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所在，是一个民族是否能够兴旺发展的关键，若是不能够合群，即使民智大开，但却各顾私利，那照样不能救国、强国。因此，梁启超说：“群者，天下之公理。”“我是播散自由的五瘟神，我是点明独立的启明星。”梁启超以这样的话语来抒写他争取自由的心声，以期唤醒受奴役的麻木的心灵。“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追求自由、享有自由，是天经地义的。梁启超在对欧美自由发展史加以综述后指出，为自由而争端者不出四端：政治之自由，宗教之自由，民族之自由，生计之自由。而此四者，中国无由其一也。是以他倡导人民为自由而战，要求得到这人人皆可享有的权利，表示若“不自由，毋宁死。”也。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是一个能够真正掌握自身命运的人。是在思想上、精神上完全独立的人。在他认为，人被迫为奴隶尚不足为畏，只要能够觉悟，敢于斗争，还是可以争取到自由的天空。最可悲的是自身甘愿为奴隶，自视为奴隶的命，迷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以为不平等的命运是生来就注定的。如此，则永远没有翻身之日了。所以，欲要求真自由，必先自除心中之奴隶始。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国家，民性保守，追求的是安居乐业，没有游牧民族的野性和血性。千百年来，由于受儒家伦理纲常的潜移默化，所谓：“温、良、恭、俭、让”处处怀着“和为贵，忍为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不知道去争取自身正当的权利，没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以至现在积重难返，愚昧落后，甘为奴隶居之。自由平等虽然是天赋的，然亦要人去争取。要争取就得有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要有不屈不挠，九死未悔的热忱，要有处变不惊、忍辱负重的胆识，要有登临绝顶、笑傲江湖的气概！更要有知难而上，屡败屡战，在山穷水复之际坚持到最后的精神。梁到日本后如何终于逐渐摈弃天下大同理想而认同民族国家思想。然而，1902年新民理想形成的意义，并不局限在一个成熟的民族国家思想的出现，它还表达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观，这种新的世界秩序观为中国人所久已认识但从未接受的政治现实增添了某种意义和合理性。梁设想的这一新的世界秩序观是与传统的世界秩序观相对立的。为动员全民族的集体力量，必须使它的成员认识到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处在一个危急关头，并因而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梁认为，民族主义的这一普遍特征在国民概念中看得最清楚，国民概念将近代国家与传统形态的国家明确区分开来。对梁来说，近代国民概念包含了公民权利。国民不再是传统专制制度下的臣民，他们是国家主权的主体。与传统统治者的统治权被认为是来自天意不同，近代国家统治者的权力必须来自人民的意愿。的确，正如梁所说，在近代西方国家仍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别，但重要的是人民既是统治者同时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