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二一运动中的去李(宗黄)斗争3.docVIP

“一二·一”运动中去李（宗黄）问题研究 闻黎明 史称第二条战线肇始的“一二·一”运动，已过去整整60周年了。多年来，史学界对于这次运动的发起背景、组织过程、斗争经过及其在中国现代上的地位，均做过许多探讨，只是与这次运动密切相关的去除李宗黄的专题论文似乎不多。然而，“一二·一”运动的焦点，特别是善后时期斗争的中心之一，主要就是围绕去李问题进行的。从某种角度说，只有抓住去李问题，才有助于把握以西南联大为中心的昆明教育界在善后问题上的分歧所在，也有助于理解这次运动为何坚持长达两个半月。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这一问题做以考察，以期使“一二·一”运动的全貌能更加清晰。 镇压“一一·二五”晚会的主谋 在中国现代史上，“一二·一”运动被视为继“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之后的第三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也是抗日胜利后爆发的第一次学生运动。这次运动的起因，是抗议国民党云南地方党政军机关对1945年11月25日时事讲演晚会的干涉与镇压，而这一行径的策划主谋即是时任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云南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李宗黄。 抗日战争结束后，和平与内战的两种命运立即摆在全国人们面前。对于国共分歧有可能导致内战的趋势，人们早就忧心忡忡。西南联大教授冯友兰说，他是1945年8月15日晚上与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起在云南省财政厅长家里吃饭时闻知日本投降消息的，当时，尽管“在座的人都觉得惊喜，可是没有应该有的那种狂欢之情”，因为大家都有一种预感，觉得“蒋介石一定要向解放区进攻，内战迫在眉睫”。正是出于这种担忧，8月14日即日本天皇颁布投降诏书的前一天，西南联大教师多人便与云南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共同发出《告国际友人书》，表示了“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生存和解放，一定要团结起来反对内战，用全力来制止内战”的决心。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议”，但国民党在接收旗号下已经开始调动部队进犯解放区，于是中共中央11月5日发出“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的号召。昆明地区的四所大学，即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四校学生自治会，决定11月25日联合举办“反内战时事讲演会”，就是为了传递全国民众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愿望。 这次在享有“民主广场”之誉的西南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举行的集会，遭到国民党云南省党政军地方当局的横加干涉。按照原定计划，这次集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并且一个星期前学联就发布了消息，24日又张贴了告示。李宗黄闻讯后，马上召开有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征、驻昆明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出席的党政军联席会议，遂做出禁止集会的决定。25日，禁令布告正式发出的同日上午，李宗黄还召集了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当局负责人，面告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这天下午，云南省政府与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又会衔向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发出公函，内称：“查目前集会均须事先请准始得举行，顷悉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大学学生自治会发起演讲会，于本日下午6时半在云大至公党举行，欢迎各界人士前往参加。此种集会并未先行请准，应即停止举行，以免影响治安，希即转知贵校学生自治会遵照为荷。” 云南大学是省立大学，校长熊庆来很难抗拒压力，不得不以维修礼堂为名拒绝出借会场。面对这一突然变化，为了使晚会顺利召开，晚会组织者决定采纳钱端升教授的意见，将会场临时改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内。西南联大是抗战初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组成，学校不设校长，由三校校长组成常委会主持日常工作。当时，三位常委都不在昆明，主持学校的是代理常委叶企荪教授，而叶认为上午已经“面陈李宗黄表示并无阻必要”，还强调“平时开会，法所容许，校内演讲，虽以时事为题，仍系求知性质，不乏学术意味，本无禁理及合法根据”。基于保护学术自由的立场，叶企荪非正式经生物系教授李继侗通知与晚会组织者有关系的历史系教授吴晗，“说可以开，但须‘技术一点’”。正是西南联大当局的这一态度，保证了当晚集会的按时举行。 25日晚7时，昆明各大学学生、职业青年、中学生等约6千余人，齐集西南联大民主广场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会，在会发表演讲的为西南联大钱端升、伍启元，与云南大学费孝通、潘大逵4位教授。然而，无论是听讲者还是演讲者，都没有料到他们竟然会遭到粗暴的武力干涉。晚会开始不久，第五军邱清泉部队便包围了会场，当钱端升的“中国政治之认识”演说还未结束，校门外便响起枪声。伍启元讲演“财政经济与内战关系”时，枪声大作，子弹呼啸着从人群头顶掠过，而混入会场的特务也趁机切断电线，会场不得不点起汽油灯。费孝通作“美国与中国内战之关系”讲演时，密集的枪声与掌声交织在一起，流弹不时从费孝通的头上飞过，他愤怒地说：“不但在黑夜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是要呼吁和平！”潘大逵的“如何制止内战”演讲，同样是在枪声中进行的。大会进行中，自称为“老百姓”的中统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