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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服饰图例试析吐蕃与粟特关系（上） 关于吐蕃服饰，集中资料作过一些专题研究的，国外学者有德金桑姆（Dejin Zangmo）、休·黎吉生（Hugh Richardson）、海瑟·噶尔美（Heather Karmay）等；①我国学者有王尧先生等。②其他学者对此也偶有涉及，多散见于部分论文、专著中。吐蕃服饰的脉络，就在对材料的搜剔分析中渐渐凸显出来，其中的某些推论对进一步研究颇具启发。 　　吐蕃王朝时期的人物图像资料，目前所见的并不算很丰富，大概包括唐代阎立本所绘《步辇图》卷轴的摹本，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石窟部分壁画、③绢画，唐昭陵前的松赞干布石像，乾陵前的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率部归唐的吐蕃大将论赞婆、莽布支（即《通鉴》所载“论弓仁”）④二人像，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墓道西壁壁画“客使图”（尚有争议）；⑤而在作为当年吐蕃王朝腹心地区的西藏，由于吐蕃时期兴建的一些重要建筑，如今天布达拉宫的早期建筑部分、大昭寺、小昭寺、桑耶寺等，都曾因天灾人祸而几度遭受不同程度损毁，并经历代扩建，故其中据传为较早时期文物的某些壁画、塑像也难以确认就是吐蕃王朝之物，仅可资参考，比较之下，一些石窟造像如拉萨查拉鲁浦石窟的五尊早期造像、⑥西藏岗巴县乃甲切木石窟第4号窟某些造像⑦的年代更近于吐蕃。 　　然而，对上述不算丰富的图像资料详加分析整理，参之以文献记载及对相关出土实物的考古研究，使目前关于吐蕃服饰——包括服饰质料、服式、发式、服制等——的认识已不是那么贫乏。⑧本文的意图并非就此作一综述，而是集中于吐蕃服饰中一种较典型的风格——萨珊风格织物和圆领直襟或三角形翻领对襟（或斜襟左社）束腰长袍，谈谈其间体现的文化交流因素以及此服饰风格在藏区流行的时间段。 　　一、吐蕃王朝时期服饰中的萨珊风格织物和三角形翻须长袍 　　从图像分析，这一时期吐蕃人的衣着中最常见的有两种服式，即圆领直襟或三角形翻领对襟（或斜襟左衽）束腰长袍（二者关系详见后文）。后者如：敦煌绢画《劳度叉斗圣》（8世纪）（图一），⑨图中人物着三角形大翻领长袍，领缘缀有圆形饰物或纽扣，衣领开口处露出些许里面衣服的前襟，一人所着内衣且可看出明显为左衽。袍身修长，皆束腰带，袖长过手，袖口镶以花色锦缎；敦煌158窟壁画《佛涅一变》中吐蕃赞普像（9世纪初至839年左右）；敦煌159窟、237窟壁画《维摩法变》中吐蕃赞普、侍从形象（9世纪初至839年左右）等。旧题阎立本绘《步辇图》中，⑩禄东赞身着小袖圆领直襟团窠花锦袍（图二），饱长仅过膝，于圆领直襟服式之外，更形象地体现了“萨珊式”风格织锦的特色及其在吐蕃服饰中的使用。细观其锦袍，可见袍衣的领缘、袖口、襟缘颜色较鲜艳，图案也不同，皆为红地团窠立鸟纹锦；其余部分所用锦则较黯淡，团窠内有动物形象，不知是鹿、羊或骆驼。 ? 图一 图二 　　关于此类图案，随着各地考古资料的丰富，目前已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即：连珠纹尤其连珠圈纹是古波斯萨珊王朝最为流行的花纹；在萨珊风格织物中，以对兽或对鸟图案母题为主，而以各种圆和椭圆的连珠作为图案装饰主题。连珠纹图案于5～7世纪间沿丝绸之路从西亚、中亚传入我国，但在这一时期基本是作为器型排列的边饰。至隋代，连珠纹发展为连珠圈纹，并成为各种器物的主题纹样。波斯锦传入后，约7、8世纪时我国也曾模仿织造。不论其产于何地，凡属此类萨珊波斯风格的织锦，皆称为“萨珊式”织锦（Sasannian’figured silks）。 　　禄东赞所着的小袖团窠花锦饱，沈从文先生以为应当是《唐六典》提到的川蜀织造的“蕃客锦袍”，每年织造200件上贡；又据杜佑《通典》赋税条记载，扬州广陵也每年织造250件，都是唐朝廷专令织造，以赠予远来长安的使臣作为特别礼物。波斯锦传入中国后，隋唐两朝确曾模仿织造，但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吐蕃所获萨珊风格织锦极可能是属于西方织锦系统的中亚、西亚产品。 　　7至9世纪的西域，乃是唐、吐蕃、大食三方驰骋争霸、势力消长之地，［11］吐蕃对西域亦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并可在一定限度内凭借其对西域的控制，以贸易、掠夺等方式获取其珍贵物品。《贤者喜宴》载松赞干布之时，“自西方之胡部（sog－po）、泥婆罗，打开了享用食物财宝的库藏”，［12］应该就是这种历史状况的反映。 　　吐蕃从西域获得的物品中，就包括大量精美的西方丝织物。如果说《步辇图》中吐蕃大相禄东赞身着之长袍所用衣料为团窠立鸟及其他团窠动物纹锦，仅能表明其织锦风格源自波斯式样，却不足以说明其物直接来自西方（因为唐朝也曾模仿织造），那么，青海都兰吐蕃墓葬群中出土的波斯含绶鸟织锦、萨珊波斯婆罗钵文字锦、粟特含绶鸟织锦则堪为确证。都兰各类各型含绶鸟锦的图案都普遍存在一种连珠（也作“联珠”）纹，其表现形式较为多样，如连珠团窠环，以连珠装饰立鸟的底座，或见于立鸟的颈部、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