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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管中的央地权力配置 　　2017年注定是区域性股权市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国务院办公厅1月份印发的《关于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为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发展描绘了顶层设计，证监会5月份颁布的《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则为区域性股权市场的规范提供了制度方案。伴随着这两份法律文件的出台，区域性股权市场一改波澜不兴的局面，开始进入规范化发展的快车道，有望在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普惠性金融服务、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并真正成为多?哟巫时臼谐〔豢苫蛉钡摹盎?座”。在金融业“放松管制，加强监管”的时代背景下，央地之间的权力如何在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管中合理配置，是备受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命题。 　　“朝底竞争”与区域性股权市场的现实乱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成功保持了价格水平稳定和金融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在解读“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各种学术观点中，较具有说服力的一种解释是，得益于分权化改革和“锦标赛体制”，地方政府具有发展经济的强大激励，其“发展型政府”的角色定位以及围绕要素资源而展开的激烈竞争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受制于“弱财政与强金融”的经济制度变迁背景，地方政府竞争更多地是围绕金融资源展开的，地区性金融中心争夺战、吸引各类金融机构入驻、竞相设立金融交易场所等均是地方政府抢夺金融资源的表现形式，区域性股权市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以2008年天津股权交易所的成立为起点，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区域性股权市场强势崛起，出现了“遍地开花”的局面，迅速成长为资本市场的重要一环。根据证监会统计，截至2016年12月，全国共有40家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企业总数达1.74万家，展示企业5.94万家，2016年全年融资总额达2871亿元人民币。应该说，区域性股权市场对于促进企业股权交易和融资，鼓励科技创新和激活民间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区域性股权市场表面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法律隐忧。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地方政府不断降低区域性股权市场设立的条件限制，为其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创造宽松的监管环境，体现出鲜明的“朝底竞争”（race to thebottom）倾向。“朝底竞争”的滥觞，再加上法律地位不明晰、监管制度不健全等因素，使得区域性股权市场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隐含着潜在的金融风险，甚至蜕变为价格操纵、投机对赌、利益输送的代名词。例如，不少区域性股权市场通过拆分、代持等方式发行金融产品，降低投资门槛，扩大投资群体，涉嫌规避证券法关于私募发行投资者数量和合格投资者门槛等监管要求，将私募产品销售给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自然人投资者，放大了风险隐患。再如，尽管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简称38号文）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简称37号文）明确规定地方各类交易场所不得实行集中交易方式，交易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但实践中一些区域性股权市场仍然违规实行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变相缩短交易日间隔，引发了较为严重的风险事件，与中央反复提及的“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要求背道而驰。作为区域性股权市场的监管主体，地方政府的金融办本可以通过完善立法、强化监管等方式有所作为，但其监管诉求被融资冲动所替代，地方金融监管权某种程度上异化为地方政府胁迫地方金融交易场所为本地融资的工具。不难看出，在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发展规范过程中，地方政府并非总是中央政府的执行者和追随者，反过来在很多时候是决策者和“创新者”，这种由地方政府所领先驱动的制度变革构成了整个转型时期金融制度变迁的一条主线。 　　目前，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已经进入到向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的《证券法（草案）》二审稿按照“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要求，增加了关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原则规定，将证券交易场所划分为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新三板）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尽管这尚属法律草案的规定，但证券基本法对区域性股权市场法律地位的确认已然明朗化，接下来的任务是秉持“规范与发展并重，整治与建设并举”的思路，推进区域性股权市场朝着规范化和法治化的方向发展。鉴于有效监管是确保区域性股权市场规范化的前提以及实现区域性股权市场法治化的保障，而央地监管权力的配置又是制约区域性股权市场所有问题的核心，故当务之急是厘清《通知》与《办法》制度语境下区域性股权市场的监管难题，找准困扰央地监管权力配置的问题本源，采取富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因应之策。 　　“监管新政”与央地权力规范化配置之检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