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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生态化”的新制度经济学界定 　　摘 要：“法律生态化”日益成为法学界的共识，但尚未形成对“法律生态化”的统一解释。在梳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法律生态化”的不同理解的基础上，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依据，将“法律生态化”重新界定为法律制度向生态化方向调适的制度变迁过程，从而揭示其制度表现和内容，能够从制度供给与需求的角度，更深刻地透视“法律生态化”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法律生态化；新制度经济学；制度需求；制度供给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5-0109-05 　　随着“生态化”日渐成为当今环保时代的特色追求，“法律生态化”也日益成为法学界的共识。然而至今法学界尚未形成对“法律生态化”的统一概念或解释。在梳理专家学者对“法律生态化”的不同理解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界定和阐释法律生态化的内涵，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基础性工作。 　　一、关于“法律生态化”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对我国国内研究而言，“法律生态化”的观点是外来的，1970年以后世界各国开始在国家立法中重视生态法思想，并在部门法中制定了体现环保要求的法律规定[1]。金瑞林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最先将“法律生态化”的观点引入我国，起初掀起了环境法学的思辨，后被其他部门法学者援用，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许多法律生态化的主张。 　　1.法律生态化的概念界定 　　除金瑞林教授外，马骧聪教授（1997）总结了苏联生态法学家的观点，认为“法律生态化”既要制定专门的环境保护法，又要增加和更新相关法律的环保规定[2]。王树义教授（1999）将立法的生态化界定为立法应考虑生态要求，制定调整生态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3]。曹明德教授（2002）提出，可持续发展伦理观是生态伦理观，推动了法律生态化的趋势[4]。蔡守秋教授（2004）则认为法律生态化是对传统法律诸要素的生态化完善[5]。陈泉生教授（2006）指出，法律生态化既指一种法意，又指法律的发展方向[6]。 　　2.法律生态化的宏观研究 　　国内关于法律生态化的宏观研究相对成熟，且具有代表性，代表人物主要有马骧聪、王树义、曹明德、蔡守秋、陈泉生等，研究方向主要侧重于对作为法学基础理论的法哲学的生态化研究，如《生态法学与生态哲学》[7]、《生态主义法哲学》[8]、《生态文明与生态治理的法哲学思考》[9]等；有关于法学理念、法律体系的生态化研究，如曹明德教授所作的《论生态法的基本原则》[10]、《法律生态化趋势初探》[4]，蔡守秋教授的《论我国法律体系生态化的正当性》[11]；有关于法学方法论的生态化研究，如蔡守秋教授的《法学方法论生态化之要旨》[12]等。 　　3.部门法及具体法律制度的生态化 　　关于部门法的生态化，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生态与法律专题研究丛书”、《刑事诉讼生态化研究》[13]、《专利法生态化法律问题研究》[14]、《生态税法论》[15]、《论国际贸易法的“生态化”对国家主权原则的挑战》[16]、《论商法生态化变革》[17]。国内对于具体法律制度的生态化研究相对薄弱，且不少问题仍留有空白，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能源法律制度生态化研究》[18]、《欧盟税收制度生态化研究》[19]等。 　　（二）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前苏联生态法学家是主张法律生态化的始作俑者，他们认为除环境保护法外，其他有关法律也要体现生态保护要求[2]。除此以外，国外法学界的更多研究不是直接针对“法律生态化”的，而是关于“生态法”的论述。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科尔巴索夫提出 “生态法”的概念，继而在苏俄法学界传播开来，并成为法学专有名词[20]。乌克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和独联体国家也相继接受了 “生态法”的概念[21]。在美国学术界，则出版了主要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内容的生态法学期刊。 　　从总体上看，国内外关于“法律生态化”的理念、体系、方法等法学本位问题的宏观研究比较成熟，且具有代表性；对于具体法律制度的生态化研究相对匮乏，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的生态化研究仍是法律生态化研究的盲点。“法律生态化”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的研究，在制度设计的理念、体系、方法上起到了借鉴作用。 　　二、法律生态化的界定 　　（一）关于“法律生态化”内涵的多元论点 　　如前所述，我国“法律生态化”的思想引自国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了关于法律生态化的多元的学术观点。 　　第一，是从立法理念方面阐释法律生态化。我国环境法学家马骧聪教授[22]、王树义教授[3]均持此种观点，认为法律生态化是生态学理念应用于法律领域的过程。第二，是从生态伦理观的角度解读法律生态化。其中，曹明德教授通过伦理观的变革为立法和制度上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