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钟》与“有意味的形式”.docVIP

《沉钟》与“有意味的形式” 　　摘 要：“有意味的形式”的术语最早来源于英国哲学家克莱夫?贝尔，是指一种能激起读者的审美情感的线条、色彩的有机组合。《沉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霍普特曼的戏剧作品。《沉钟》的人物美、环境美和对话美呈现出超功利的“形式美”。戏剧中的爱情与事业的悲剧实质、象征的社会典型以及生命性体现了浓厚的“意味”。 　　关键词：沉钟 形式 有意味 　　盖尔哈特?霍普特曼是德国著名的戏剧家。1912年，瑞典皇家学院授予霍普特曼诺贝尔文学奖，表彰其在“戏剧艺术领域中丰硕、多样的出色成就”。霍普特曼一生在文学创作风格上曾有过两次转型：第一次是从自然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第二次是1894年带有想象色彩的剧本《翰奈尔升天》的出版，标志着霍普特曼的创作从现实主义转向象征主义。之后，霍普特曼陷入了事业与家庭的低潮时期。他爱上年轻的小提琴演奏家玛格丽特?玛夏克，以致妻子几度带孩子出走，最终家庭破裂。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玛夏克不断给予他支持和帮助。1896年，霍普特曼的戏剧《沉钟》在柏林戏院首演。该戏剧情节曲折、故事动人，借铸钟人海因利希沉钟坠谷到重新铸钟，再到死于精灵怀中的悲剧，向读者展现了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不可调和的矛盾。《沉钟》中塑造的“钟”和“森林世界”极具意蕴，在一定程度上向读者展现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有意味的形式”的术语最早来源于英国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克莱夫?贝尔。贝尔是20世纪形式主义美学的创始人之一，其《艺术》一书自1914年出版面世，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艺术》是基于对以塞尚、高更和凡高等为代表的后印象主义、整个现代主义艺术的发展以及英国“新实在论”的肯定，构建以“视觉形式主义”为核心的美学观。它认为“绘画的本质在于对自然、现实的再现性模仿，再现性的内容只会引起生活情感，而线条和色彩的排列组合（即形式）能激起我们的审美情感（即有意味）。”[1]由此，贝尔提出了“有意味的形式”的假说，为探究艺术的本性提出了新思路。霍普特曼的《沉钟》与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在精神实质上有很多的共同点，甚至说两位作者观点相通。基于此，文章?M从“有意味的形式”的角度解读霍普特曼的《沉钟》，以挖掘其丰富的内涵以及审美价值。 　　一、《沉钟》的“形式” 　　形式是超功利的美。贝尔指出：“在每件作品中，以某种独特的方式组成起来的线条和色彩、特定的形式和形式关系激起了我们的审美情感。”[2]贝尔强调了“形式”是特殊有机的组合方式。“形式是美与艺术的内在的表征方式，它与艺术本性发生着深刻的关联，从而揭示与凸显出艺术与美的存在。”[3]形式是表现内在的特殊组合方式，体现出了作者的灵感和才华，彰显着艺术之美。富含历史价值的画像、摄影作品、连环画和插图等只能激发我们的生活情感而非审美的情感。贝尔所指的“形式”是非功利的，不掺杂教育、认识、道德和消遣等因素，也不是为了传达信息，亦或暗示情感的形式。贝尔并不是主张形式必须要革除美，而是担心作者为了表现美而使得形式功利化，最后不能实现有意味的形式的终极目标。所以说，贝尔追求的形式是指以线条、色彩的特殊组合为表征去揭示事物的本质，激发人的审美情感的形式。这种形式归根到底是凌驾于功利之上，不为表现而表现的脱俗的“美”。 　　《沉钟》借人物美、环境美和对话美给我们创造了视听、想象全方位的美。作品主要人物是铸钟匠海因利希及妻子玛格达、劳登莱茵、老妇人威蒂恒、水精尼格曼和树精等。在戏剧第一幕，作者为我们呈现出一位头长着一把浓密带红的金发、长着蜜糖般甜蜜的嘴、蜜蜂群绕的劳登莱茵。继而，作者又浓墨重彩地渲染劳登莱茵的美。例如，文中描述她的头发是用太阳光线做成的，闪闪的，像渔网一样。显然，这种力度还是难以让读者把劳登莱茵美的形象烙印在心中。作品中为了表现“人物美”，巧妙地淡化或“黑化”其他人的形象以形成视觉的对比，从而突出劳登莱茵的形象。首先是铸钟匠的妻子玛格达，戏剧中没有用任何笔墨去表现其外貌形象；其次是威蒂恒，一个口硬心软的正面人物。但作品不惜把她形容为“雪白的头发蓬乱、脸孔像男人，长了胡须” [4]。这和读者期待的温柔慈祥的形象相去甚远；最后是长了如象般长的鼻子的怪水精，能用蹄子点亮烟火的、残缺不全的树精。这些被淡化或者丑陋化的形象无不为了突出“劳登莱茵”的美丽。戏剧还借树精之口，强调劳登莱茵是精灵之中最美的。总之，作品致力于塑造一个标致至极的美人形象。 　　该戏剧构造了两个典型的世界。一个是山下的世界，代表教会盛行、工业文明的现实世界。主人公海因利希在山下生活时无私地为“神的事业”奉献，受到人们的尊敬与拥戴，犹如百姓眼中的守护神。他和山下的人们观念一致，认为森林是妖魔鬼怪驻守之地，必然要遭受人们的摧毁。另一个则是山上的世界，代表自然、虚幻的森林世界。《沉钟》对森林世界的描绘给我们留下了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