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民族性与国际化.docVIP

论经济法的民族性与国际化 　　李玉虎 　　摘要：经济法是现代经济社会演进和法治发展的产物。经济法的产生既受到一国经济社会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因而具有民族特性;同时也受到来自国家之间经济交往的影响，因而具有国际化倾向。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法的发展离不开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国内国际背景。在经济法的民族性与国际化关联互动基础上，实现二者的平衡，是我国经济法创新发展的关键。 　　一、引言 　　中外经济法学史研究表明，经济法的起源有思想渊源与制度渊源两个方面。其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某些主张;而其制度渊源则主要是19世纪末以来各个民族国家制定的用于调整本国经济社会中需要由国家干预的某些经济关系的各种具体经济法制度。如果对各国经济法发展的阶段进行分期，则大致可以分为4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末期一些国家制定反垄断法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该阶段是经济法的雏形阶段;第二阶段是从克服经济危机的立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该阶段是经济法的变异阶段;第三阶段是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该阶段是经济法的整合阶段;第四阶段是20世纪末期至今，该阶段是经济法的全球化的初期阶段。经济法的演进表现出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制度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法制度在对待经济运行的市场自治和国家干预方面具有截然相反的立场;二是经济法经历了从具有强烈民族性的经济法向具有国际化的经济法的演进。尤其从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具有不同经济社会和法律意识形态背景的经济法，都朝着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所要求的经济法变迁或趋同，而经济法的趋同过程也就是经济法的国际化过程。具有民族性的经济法以不同的方式和原因趋同，这些原因和方式主要有：一是因律移植而趋同;二是基于相同的市场经济背景而趋同;三是因外部经济和法律环境的压力而趋同。尽管这种趋同现象并没有完全消解经济法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民族性基础，但由于经济全球化引起的法律国际化，是民族国家的法律需要面对的现实，如同19世纪民商法的扩张一样，经济法将是21世纪最具扩张性的法律制度。例如，在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产品、资本等的跨国流动不仅要依据国内法调整，而且更需要国际合作;消费者保护不再仅限于国内法的保护，而且需要国际范围内的法律规制;宏观调控法的域外影响更加明显，一国的财政货币调控法律制度会直接导致另一国宏观经济波动。所以，从经济法固有的民族性特征出发，实现经济法的民族性与国际化良性互动，是我国经济法发展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我国，经济法不仅是经济改革的产物，而且是对外开放需要的产物，经济法从其产生就具有民族性与国际化的双重属性。 　　二、经济法的民族性及其表现 　　“民族性”和“民族”这两个概念存在着关联。关于“民族”的含义，学界有着多种界定，一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认识：一是国家层面的民族，如中华民族，属于宏观层面的问题;二是指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各民族或族裔，有时特指少数民族，属于微观层面的问题。斯大林1933年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将民族定义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和国家、主权等概念联系起来，它是民族国家产生的前提，正如盖尔纳所指出的，民族国家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是主权国家为适应工业社会的同质性和规范化的世俗文化而建构的。而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包含着两种共同体，即民族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也就是在民族的范围内组织政治的国家。作为现代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民族提供了共同体的独特形式，而民主提供了共同体的政治内容。民族主义理论经典作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它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是为了适应世俗社会的现代性发展人为建构的产物。 　　从以上对民族的定义可以看出，共同体是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这种共同体不仅是由个体组成的组织意义上的民族的载体，而且还具有作为共同体存在的内在精神的相对稳定的内在特质。从民族国家层面而言，民族性是指构成主权国家的民族所具有的历史传统和特质。由于民族形成的心理因素至关重要，所以，心理学家对民族性的研究都是以群体人格的概念为基础的。而近代以来有关民族性的问题，首先受到人类学家的重视，这是适应近代西方殖民主义政策需要的结果。殖民者为了有效地统治殖民地人民，就需要了解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好恶之道等特性，以便作为殖民地政府处理土著居民问题的依据。对于这些研究者而言，民族性即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人格特质及其生活方式，具体包括风俗、习惯、观念等，而这些特质统统是在历史中形成的。 　　法律与民族性的结合并非现代的事情，在西方法学界，德国历史法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