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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滨滨： 论美国民事诉讼法中推定对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 一、论题的引出 一般地说，在美国民事诉讼审前会议阶段，法官依法对当事人一方所提出的证据进行审查。如果法官认为该当事人没有提出证据或提出的证据不充分的话，将会以指令裁决（Directed verdict）、撤诉、驳回诉讼请求等方式裁定该当事人败诉，而不将案件交由陪审团认定。反之，如果法官相信一方当事人已经完成了其举证责任，就会把案件交由陪审团认定。然而，在某些特定情形之下，主张某一事实（推定事实）的当事人可以要求法庭适用推定，如果该请求被通过，该当事人只需要提出证据证实某一事实（基础事实）存在即可，案件将进入下一阶段（庭审阶段）。如此，无疑减轻了该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把进一步举证证实基础事实或推定事实不存在的责任转移给了反对推定适用的另一方当事人。通过适用推定，即使主张争点事实（推定事实）的当事人尚没有完成其举证责任，还是可以顺利地进入庭审阶段的司法现象，已经成为证据法学者的共识。目前国内已有不少的学者对推定作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不过，却几乎没有人从证明责任与推定的关系，尤其是说服责任与推定的关系角度进行考察。虽然说服责任与推定发生在诉讼过程的不同阶段（前者发生在庭审过程中，后者则肇始于审前程序并延续至庭审阶段），但是，两者之间却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 二、美国民事诉讼推定制度概述 （一）推定制度设置的原因 美国民事诉讼奉行当事人主义，并实行陪审团制度，其进程具有自身的特点：主要由双方当事人（或者通过代理律师）经过呈示证据、交换证据、辩论等活动积极地推进。在民事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要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或者根据推定与证明责任原则，法官或者陪审团要尽其审查证据之责，并根据查证属实的证据进行裁判 （二）推定制度的定义和属性 关于推定的性质，主要有两种主张。一种观点认为，推定为法律上的一种拟制。从法理上讲，拟制分为两种：一是将无作有或将有作无，其次是将真假不明、有无不清的事实确定为真或假、有或无。第二种拟制就是推定 [6]。反对的观点则认为，推定和拟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拟制不能够产生证明责任问题，也不存在被推翻的可能，只是根据实际的需要，使某一事实与另一事实发生同一的法律效果，它不能够用反证来否定，故而与推定有着本质的区别综上所述，所谓推定，是一种证据法则，指根据法律规定，或由法官（或陪审团）依照经验法则，在诉讼全过程中，根据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当某一事实存在时，推出另一事实存在的假定。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推定实质上是司法机关（当事人）认定（证明）事实的一种方法，即在直接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运用间接证据对待证事实作出的假定性认定 三、美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层理论 证明责任这一理论性极强的概念，始终是证据法上的一个非常重要，但又混淆不清、未被充分讨论过的问题。按照美国学者的理解,证明责任(Burden of Proof)通常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并且两者是有区别的。其一,举证责任(Burden of Producing )（英语又表达为Burden of Going Forward, 或者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指的是提出证据以避免相反的处置的责任。这种处置通常是法官针对陪审团就争议事实做出的指令裁决（Directed Verdict）进行优先考虑的结果 。说服责任（Burden of Persuasion，又表述为Risk of Non-persuasion）即不能说服陪审团的风险，指当事人必须说服审理事实的陪审团（The Trier of Fact），其诉讼请求或者反驳的要素已经达到实体法所要求的证明程度的责任 四、推定制度的适用对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 关于推定对证明责任的作用，在美国法院和法律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是以塞耶（Thayer）和威格摩尔（Wigmore）为代表的“塞耶—威格摩尔”学说（或曰“泡影破灭”理论）另一种是以摩根（Morgan）和麦考密克（McCorMick）为主要代表并最终被统一证据规则所采用的观点（又称为“统一证据规则说”）。 五、余论 　　从上述美国立法、理论研究以及司法判例对推定及证明责任关系所作的不同表述中，我们可以大致得出如下结论：在辩论主义原则之下，适用了推定的时候，当事人有义务把他所掌握的全部和案件有关的证据，在审判前阶段提出（着重号系笔者所加）提出，否则法院认为该当事人已放弃利用。关于推定是否对说服责任起作用，还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通过前述证明责任与推定关系的探讨，我们倾向于认为，推定同样对说服责任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远非像转移举证责任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