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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值论角度看发展与代价的关系 　　　　从价值论的角度看，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发展与代价是人们的价值取向相反的两个侧面：发展是与人们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的积极成果，而代价可以说是人们为实现一定的价值目标而消耗和牺牲的一些价值，以及由此所承担的与价值取向相悖的消极后果。发展对代价具有克服性、排斥性，代价对发展具有限定性、损毁性和否定性等作用。　　代价的划分及其与发展的数量关系　　代价，是指人类在实现社会进步的实践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特别是所造成的一系列消极后果。根据代价的性质和发生的原因，我们在一般的意义上，可将代价划分为两类：必然性代价和人为性代价。　　所谓必然性代价是指与发展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一定要做出的某种投入或导致的某种损失、牺牲等。必然性代价具体包括两种：积极的必然性代价和消极的必然性代价。积极的必然性代价总是必要的，是不可免除的。因为它是发展和建设的成本，是基本的不可或缺的投入。所谓消极的必然性代价，是指这种代价是人们不愿看到或不希望其出现的，因为它能对社会和人的发展带来有害的或负面的影响。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称其为“必然性代价”呢?所谓“必然性”，是指尽管人们不希望这种代价发生或出现，但它的出现或发生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消极的必然性代价总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显露出来。　　所谓人为性代价，就是因人自身的原因而造成的代价。这种人为性代价包括因人自身的局限性(如认识和实践等局限性)所造成的代价和因人对自身利益的极端而恶意的追求所造成的代价。　　基于主体局限性而造成的人为性代价，在动机上是善意的或主观动机至少是中性的，可称之为“中性人为性代价”；而基于主体逐利行为极端化、恶意化而造成的人为性代价，可称之为“恶性人为性代价”。无论是“中性人为性代价”，还是“恶性人为性代价”，由于其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破坏性和损毁性，都是不应该发生的，是需要设法予以防范和抑制的。　　对代价的种类和性质的分析，是我们认识发展与代价关系的第一步。在现实中，要发展，必然要付出代价，但有代价不一定就能实现科学、合理的发展。这实际上就包含着人们付出和遭遇多少代价(即代价的数量)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发展与代价的关系，我们还应当从数量上予以进一步地审视。　　在数量上分析发展与代价的关系，则存在着三种情况:　　发展收益大于代价，即得大于失；发展收益等于代价，即得等于失，发展收益小于代价即得小于失。发展收益小于代价，就会导致发展的衰退。这时社会就会处于一种恶性运行的状态；发展收益等于代价，就会导致发展的停滞，这时社会就会处于一种中性运行的状态；发展收益大于代价，则会实现社会的进步，这时社会就处于一种良性运行的状态。　　发展收益与发展代价的逆向互动性　　“发展收益”范畴的提出，为我们深入把握发展与代价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认识工具。所谓发展收益是指发展结果与发展投入以及发展的消极后果相比，所得到的正面的积极的发展效果。基于价值论的视角考察发展与代价的关系，就会发现在发展与代价的互动关系中，存在着两种类型，四种情况，四种结果。两种类型：一种是它们双向互动、同步运行的作用类型，这种类型又包括两种情况:　　一是低代价、低发展的情况，其结果只会导致一种低下的发展收益；二是高代价、高发展的情况，其结果是阻滞和损害了发展，也会导致一种低下的发展收益。另一种是它们逆向互动、反向变化的作用类型，其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高代价、低发展的情况，其结果会导致负的发展收益即会出现社会发展的衰退;　　二是低代价、高发展的情况，其结果会导致一种高的发展收益。当社会系统出现了发展与代价双向互动、同步前进特别是出现了高代价、低发展、低发展收益的运行状况时，在本质上说就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状态。　　“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小”。根据社会的最优化原理，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的发展目标当然是发展收益的最大化，即要在发展进程中遵循效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的原则。这一原则，从发展与代价互动关系的角度分析，则表现为要追求发展收益与发展代价两者比值差额的最大化，这就意味着人们在发展实践中不可能选择发展与代价“双向互动、同步运行”的关系模式;　　在发展与代价“逆向互动、反向变化”的作用类型中，人们也不可能选择其中的高代价、低发展、低发展收益这种恶性的运行模式。人类只能走低代价、高发展、高发展收益的道路。　　发展与代价关系演变的历史阶段　　发展与代价的关系并非凝固不变的，它们随着发展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呈现出具体的历史阶段性的特征。在总体上，发展与代价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三个基本的阶段：存在于渔猎文明和农业文明时期的低代价、低发展、低发展收益的阶段，存在于工业文明时期的高代价、高发展、低发展收益的阶段，存在于当代特别是未来“整体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