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式语言运动及其对于生态语言学与认知科学的重要启示》.docx

分布式语言运动及其对于生态语言学与认知科学的重要启示 　　按语：丹麦欧登塞（Odense）南丹麦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语言交流系的斯蒂芬?考利（Stephen Cowley）教授，为“分布式语言运动”（Distributed Language Movement）和“生物生态共存观”（bio-ecological awareness）的主要倡导者。这一运动大力提倡语言学家应秉承语言、认知、人类生命（human life-world）和生物生态（bio-ecology）休戚与共的分布式语言认知观（distributed view of language and cognition），反对将语言与生态割裂对待的索绪尔式传统语言能力观。 　　这一运动自2007年①发起，至今已经走过十年历程，然而中国学界对这一运动鲜有涉及。运动涉及的“第一秩序活动”（first-order activity）、“第二秩序文化建构”（second-order cultural construct）、“语言的非定位原理”（principle of non-localizability）等核心术语，以及语言、认知、生态相互依存关系等重大问题，对于中国日益兴盛的生态语言学以及认知科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教授本人所提出的全新概念“生物生态共存观”，为应对环境恶化等典型生态危机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角度和思路，值得在中国学界推广，并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本土化研究。 　　我在南丹麦大学访学期间，受《鄱阳湖学刊》委托，经斯蒂芬教授本人同意并授权后，于2016年11月对斯蒂芬教授进行了学术专访。此次访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包括：（1）运动所倡导的基本的语言观、认知观和哲学观；（2）罗伊?哈里斯（Roy Harris）、奈杰尔?拉芬（Nigel Love）等大家对于后索绪尔语言学（post-Saussurean linguistics）所坚持的传统语言能力观的批判；（3）十年发展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重要代表人物。第二部分涉及：（1）“生物生态共存观”等核心术语的界定；（2）运动的发展现状；（3）其对全球生态语言学和认知科学未来发展的重要启示。 　　一、分布式语言运动的兴起和早期发展 　　周文娟：斯蒂芬?考利教授，非常高兴能在欧登赛就分布式语言运动对您进行专访。首先，您能总结一下您的学术生涯吗？您的研究重点是什么？您的学术生涯以及研究重点，与分布式语言运动及认知有着怎样的渊源？ 　　斯蒂芬：我先谈论一下分布式语言运动吧，这是我的研究重点。我想进行此项语言运动的最大裨益，在于它可以帮助人们思考如何摒弃以个人心智（an individual mind）或者语言能力（language faculty）为基础的传统“语言符号系统”（a systems of symbols）观，以全新视角看待语言。 　　当人们持有分布式语言观（distributed view of language）时，显然是反对索绪尔的语言能力观的。索绪尔认为，语言能力存在于个人心智中。这一语言能力观因承认个人与社区（communities）的相互依赖关系而饱受诟病，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观点无法确切解释语言如何开始运作、为什么会发生变化、语言与生物或者社会的关系如何等关键性问题。一言以蔽之，语言与其他事物割裂开来①。 　　语言并非自给自足的系统，这一点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因此，在分布式语言运动发展史上，我们注意到罗伊?哈里斯。作为20世纪索绪尔时代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其重要的批判性著作《语言迷思》（The Language Myth）给运动带来重要启示。罗伊?哈里斯虽然接受索绪尔关于语言使用者（language user）的论断，但他认为这一论断不能从根本上解释语言的本质②，因为语言使用者持有错误观念（a myth）：一方面认为语言本质上就是一成不变的符号（a fixed code），另外一方面认为人们通过心理解码活动（telementation）进行信息传递（message sending）和交流。 　　事实上，罗伊?哈里斯一方面坚称人们通过日常使用语言进行交流，另外一方面又反对语言使用者依赖语言系统进行信息传递的普遍观点。这令他自相矛盾，处境尴尬。 　　因此，在我们所倡导的分布式语言运动中，并没有追随罗伊?哈里斯及整合语言学家（integrationalists）的步伐，我们把对语言的探索跟诸如自然与认知等更深层次的问题联系起来。在这样的联系中，认知不再被看作是一种内在过程（internal process），而是生物体（living beings）的一部分。人类作为其中一部分，不管是细菌还是猴子，或者是人类本身，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