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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斗及作用的研究 　　1934年东北抗日义勇军虽然人数有所减少，但是行动更加活跃，战斗仍很频繁，对推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 　　 　　一 　　 　　由于当时战争环境恶劣，东北抗日义勇军不可能留下完整、系统的资料，要对东北抗日义勇军战斗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解读，只能对大量的敌伪资料进行甄别选取，将零散的资料加以综合研究。据敌伪资料统计，1934年全年东北抗日武装共出动13395次，约90万人次，战斗达3463次。这些数字虽然不够完整准确，但也足以反映东北抗日武装活动之概况。从敌伪出动和“讨伐”情况也可以得到佐证：奉天省伪警全年出动5206次，183658人次，战斗2578次，“讨伐”抗日武装234443人；吉林省伪警全年战斗891次，约5033人次；热河省伪警出动473次，出动8769人次，战斗256次，“讨伐”抗日武装11081人。伪军出动和“讨伐”情况：全满伪军1、2月份战斗372次，“讨伐”抗日武装101228人。第一军管区全年战斗1200次，“讨伐”抗日武装621304人次；第二军管区8月至12月战斗272次，“讨伐”抗日武装36534人；全满伪军9－10月战斗280次，“讨伐”抗日武装39033人；第114军营区12月战斗约为156次，“讨伐”抗日武装16935人。以上战斗次数和抗日武装人数是义勇军和反日游击队的总合，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东北抗日义勇军应占其3／4或4／5，因为这一年党所领导的反日游击队人数仍然较少，活动不是很多。总观，1934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斗，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反“讨伐”作战。东北抗日义勇军攻城夺镇，袭击铁路，搅得敌人不得安宁。日伪当局从1934年初，为给溥仪登基创造所谓祥和安定气氛，便组织日伪军警进行大“讨伐”，尔后又连续组织夏、秋、冬季“讨伐”。东北抗日义勇军则顽强作战，不畏强敌。伪黑龙江省警备司令部“鉴于北铁西部线之匪害，屡次劫国际列车，殊堪恨愤”，于1933年12月中旬开始编成5个“讨伐”队，向北铁西部沿线进行“讨伐”。第1“讨伐”队是伪骑兵第1旅第3团，“讨伐”碾子山以北至富拉尔基之间沿线及甘南、景星地区：第2“讨伐”队为伪骑兵第1团，范围从富拉尔基到小蒿子站沿线及大兴、龙江等地区；第3“讨伐”队为伪混成第4旅骑兵15团，“讨伐”小蒿子至喇嘛甸子沿线及泰康、林甸、依安、泰安地区；第4“讨伐”队为伪混成第1旅骑兵13团，进出安达、萨尔图一带实行堵击：第5“讨伐”队为伪混成第3旅骑兵第14团，进出泰康境内，协力堵击。各“讨伐”队于12月25日出发“进讨”。活动在该地区的抗日义勇军与伪军“讨伐”队，展开顽强的战斗。1934年1月27日，吉林省伪警备司令部，鉴于“盗匪依然出没无常”，“潜行蠢动”，遂以日军佐滕司令官指挥京图、拉滨各线守备之日满军编成大”讨伐”队，开始第一期“讨伐”。各地义勇军采取分散作战，转入山林等战术，进行积极的反“讨伐”作战。如毛作彬、宋国荣等数千人的队伍，则分为400～500人的小股部队，分别转入漾江山区。太平、德林部数千人遁入老爷岭深山之中。日伪“讨伐”队进入“千古不经釜钺之大森林中”，“人烟稀少之山谷中”，“露宿零下35～36度之酷寒中”，然而竟找不到“神出鬼没之匪贼”。1月下旬日伪当局为在“预期大典前剿灭滨江省残匪”，日军直接出兵“讨伐”。由日军平贺旅团辖黑龙江省之伪军1个旅，由呼兰开始“讨伐”北满西部沿线；中村部队由北部“讨伐”大兴岭地区；长尾支队与广濑师团沿松花江“讨伐”。1月下旬，伪奉天警备司令于芷山发现三角地区义勇军“乘警备力量不足，横行于村落”，于是亲率伪军3个旅主力，编成3个“讨伐”支队，对三角地区进行第四次“大讨伐”。义勇军冒着风雪严寒，日夜不停地在深山密林中游动，陷入重重困难境地。为保存仅有的兵力，邓铁梅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改编为若干小分队，以30～50人为一部，以便隐蔽分散活动，又便于随时出击敌人。日伪军“讨伐”历时4个月，连续跟踪追击义勇军。在战斗环境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各部义勇军不断寻找有利战机，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仅重要战斗即达20余次。义勇军在反“讨伐”中受到巨大损失，但敌人始终没能将抗日武装彻底消灭。夏季到来，各地义勇军的战斗又显活跃状态。伪《大同报》1934年6月20日曾以“辽东、辽西匪跃动”为题报道说：“辽河匪势又增，辽西以营口、盘山为根据地，本有胜三局、访友、北侠、海侠、双全、天山及蔡宝山部横行无忌”，“辽东与之互相往来，有兴海、中兴等”。1934年8月1日又报道说各地义勇军“以青纱帐起楔机，恣意扰乱”，“时出时没”。秋季之后，日伪军又开始“讨伐”，虽然日伪军队“昼则巡击，夜则防堵”、“席不暇暖”，但各地义勇军，仍然继续战斗。 　　二、联合攻城夺镇。1934年由于日军的“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