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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客嘉话录文学史料价值 　　摘要：唐韦绚所撰的《刘宾客嘉话录》是唐代笔记小说中价值较为突出的一种，所涉内容较为广泛，国朝文人剧谈、卿相新语、朝廷政事、经籍诂训及趣闻佚事无所不收，这给我们研究刘禹锡及中唐政治、思想、文学提供了重要史料。该书文学史料价值尤高，书中所记诗文评论和文人轶事，对研究刘禹锡的诗文主张和中唐文坛动向，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而所收的佚文佚句，又可以为后世的辑佚提供佐助。 　　关键词：唐代笔记小说；唐代文学；《刘宾客嘉话录》；刘禹锡；文学史料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2-0001-06 　　《刘宾客嘉话录》是中晚唐时期重要的笔记小说，韦绚撰。作者韦绚在自序中称，该书为宣宗大中十年（856）其在江陵时所作，内容广泛，“国朝文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1〕，无所不收。陶敏、李一飞在《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中评价《刘宾客嘉话录》说：“书中所记多朝廷政事，经籍诂训及趣闻佚事，臧否作家、品评诗歌等类似后来诗话的文字也不少，提供了研究刘禹锡及中唐政治、思想、文化的重要史料。”〔2〕 　　一、论及刘禹锡的文学思想及文学主张 　　1.为研究刘禹锡思想的多重性提供了证据 　　元和八年，韩愈以“论史”为题，和柳宗元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有神”、“无神”的辩论，柳宗元写了《与韩愈论史官书》、《天说》表明其无神论的立场。刘禹锡也加入进来，写了《天论》上、中、下三篇，反击韩愈之说。柳宗元《答刘禹锡“天论”书》云：“凡子之论，乃《天说》传疏耳，无异道焉”〔3〕，表明刘禹锡也是无神论者。 　　另一方面，刘禹锡又信仰佛教，和僧侣往来，对当时弥漫社会的迷信活动津津乐道，对僧道的神秘预言给予赞扬，并且时时流露出“命由天定”的思想，这和他的唯物无神论思想格格不入。如： 　　逆胡将乱于中原，梁朝志公大师有语曰：“两角女子绿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两角女子“安”字，绿者“禄”字也，一止之正月也，果正月败亡。圣矣，符志公之寓言也。（“志公语”条）〔1〕 　　志公，即释宝志。《南史?释宝志传》云： 　　时有沙门释宝志者，不知何许人，有于宋泰始中见之，出入钟山，往来都邑，年已五六十岁矣。齐、宋之交，稍显灵迹，被发徒跣，语默不伦……虽剃须发而常冠帽，下裙纳袍，故俗呼为志公。好为谶记，所谓《志公符》是也。〔4〕 　　据此可知，刘禹锡是在赞扬志公所著《志公符》一书灵验有征。但就谶语本身而言，意义指向却常常是模棱两可的，解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把后来的事件附会其上，因此，解读者不同，谶语所指也会有差异。刘禹锡以玄宗朝已经发生的安史之乱来反证《志公符》灵验可征，是唯心之举，不可据信。 　　刘禹锡个性豪迈，其许多诗文都流露出达观坚定的心态。如《秋词》其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去，便引诗情到碧霄。”〔1〕以“一鹤凌云”展现自己的豪情。又如《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两诗以比拟的手法对当时的人物和事件加以调侃和讽刺，表达了不屈和乐观的心态。 　　刘禹锡参加了王叔文集团，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被贬后，彷徨悲叹，解谤求容，流露出脆弱的一面： 　　予与窦丈及王承弁同在朗州，日共欢宴。后三人相代为夔州，亦异矣。（“刘禹锡窦常王承弁相代为夔州”条）〔1〕 　　此处所谓“日共欢宴”，实际上是刘禹锡借饮宴麻痹自己、逃避现实的做法，他内心深处是很难真正欢乐起来的。刘禹锡谪居此地，闷闷不乐，托人求告，急欲离开。元和六年，李吉甫为相，七年，刘禹锡在《上淮南李相公启》中说：“伏承相公，言及废痼，愍色甚深。哀仲翔之久谪，恕元直之方寸。思振淹之道，广锡类之人”〔1〕。恳请李吉甫像对待其他人那样帮助自己。又有《上杜司徒启》：“六翮方铩，思重托于扶摇；孤桐半焦，冀见收于煨烬。”〔1〕刘禹锡修书故交，希望得到援手，助其离开。急于求告而长久未得调回，其心态之悲凉可想而知。 　　刘禹锡与窦常的唱和诗《朗州窦员外见示与澧州元朗中郡斋赠答长句二篇因而继和》中云：“应怜一罢金门籍，枉渚逢春十度伤”〔1〕，也很好的说明了他谪居朗州的心态：自永贞元年至元和九年，恰为十年，“十度伤”，较之“七悲”更为沉痛： 　　中山刘公曰：“顷在夔州，少逢宾客，纵有停舟相访，不可久留。乃独吟曰：‘巴人泪逐猿声落，蜀客舟从鸟道来。’忽得京洛故人书题，对之零涕。”又曰：“浮生谁至百年，倏尔衰暮，富贵穷愁，实其常分，胡为嗟惋焉。”（“刘禹锡独吟”条）〔1〕 　　刘禹锡长庆二年到达夔州，时年五十一岁。此条言“少逢宾客，纵有停舟相访，不可久留”，可知他居夔州时，朋友稀少，颇有寂寥之意，故得到故人书题，激动非常。结合他政治革新失败以来的坎坷经历可